王仁中

　　王仁中，生于1932年5月，燕京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1990年-1999年期间任爱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至1996年），后任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曾任航空航天部120厂、155厂、上海机电二局新耀仪表厂车间副主任、主任、项目工程师、技术科科长、副总工艺师，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副总经理，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民建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上海市委副主委；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记得还在爱建城7号楼爱建公司老大楼的员工食堂里，时常可以遇见王仁中。他相貌平和，衣着普通，眼神亲切，虽已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随和得就像邻家老爷爷。大家喜欢称他“老王总”。遇到熟识的或者不相识的，一声“老王总”都会让他招呼致意。他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公司食堂的饭菜就让他赞不绝口，称：“从8岁开始吃食堂，中学、大学、在外工作几十年都是在食堂吃大锅饭，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一个”。他感谢公司在他当年退下来后，仍在老大楼为他保留了办公室，让他还能保持着以往的生活规律，每天到爱建走走。他说：“我感到自己够幸运了，即使过去曾有坎坷，至少现在快90岁了，还活得很滋润，至于明天，就让上帝去安排吧。”

　　因为拥有这份淡泊，所以他可以坦然面对一切。

位于零陵路拥有8幢高标准商住楼的“爱建城”，爱建公司曾在此办公

　　家教渊源 立志为国奉献

　　1932年5月19日，王仁中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王志莘，曾是解放前新华银行总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是金融家、教育家，中国现代金融先行者。上世纪40年代，有一部专门记载上海经济界人物的书籍——《上海时人志》，上面对王志莘有这样的评价：“先生精攻经济，熟谙商情，事业心极重，绝鲜浮嚣习气，待人端谨大方，处事公道细密。”

　　王志莘（1896-1957），原名允令，上海人。1923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专业，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工商银行储蓄部主任，江苏农民银行副经理、总经理。1930年起担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1946年任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兼任上海银行学会理事长、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理事会主席等职。1949年后，历任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王商联常委、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

　　王志莘一直追随黄炎培等进步人士，通过银行业务，从经济上支持各种爱国进步运动。1946年王志莘参与重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91年，成立时名为上海掮客公会，1904年更名，曾于1937年和1945年两度被迫停业。1946年，南京政府要恢复股票交易，由于当时的证券交易所是发财的好地方，各路帮派人马都觊觎该所总经理这肥缺，各方争论不下，后经协商，共同推举能被各方信任的王志莘为常务理事兼首任总经理。那时，他本人虽无意担任，但还是抱着想把其改造成为一个新型投资市场的期望。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其结果肯定是事与愿违。两年后，他主动辞职脱离证券交易所。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胁迫各界知名人士去香港和台湾。王志莘不为所动，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5月28日，在解放军进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他即被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去劝说有关知名人士留守大陆，新华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则全部坚守在岗位上。1952年，王志莘积极投身金融大改革，把全国的银行钱庄业先于其他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建立公私合营总管理处。1953年3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王志莘当选为常务委员。1955年，王志莘不幸患了胃癌，但他仍达观地表示“愿以有生之日，尽可能为国家效力”，抱病参加各种会议，并参与人大代表视察工作，以投身于工作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1957年2月，王志莘因医治无效在华东医院去逝，他的遗愿是将他的骨灰和他夫人的骨灰一同撒入大海，但当准备执行时，接到北京方面的电话通知，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有黄炎培题词“为国为民，一生纯洁”。

国家领导人、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为王志莘墓碑题写“为国为民，一生纯洁”

　　父亲王志莘的这些经历对王仁中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父亲对真理和光明的不懈追求，对党和人民的无私奉献，以及做人的品格、处事的睿智和不畏挫折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潜入王仁中的心灵，成为他的人生指导，他从此以此励志，受用不尽。

　　少年遇险 练就坚韧之心

　　或许正是王志莘银行家的特殊身份，使王仁中在7岁那年便遭遇了一场人生劫难。

　　1939年12月的一天，早上7点多，王仁中像往常一样朝学校走去。突然，两个彪形大汉挡在了他面前，还没等他有所反应，便被捂住嘴，塞入了一辆出租车的后座下，飞驰而去。整个劫持过程行动快捷利索，接应天衣无缝，可见是经过周密筹划的。之后，绑匪向他家人提出了天价的赎金。正当一筹莫展之时，有人跳出来传话：“钱不要紧，我们可以先帮你们出。”而此时的王志莘为逃避给汪精卫伪政府工作，正出走国外。王仁中的母亲分析了来人的用意后，虽心急如焚，但却坚定地谢绝了：“儿子我还可以再有，王志莘我只有一个。”他母亲很清楚，如果接受帮忙，那么她的丈夫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跟着那些“善意帮助的人”，也许就和汪精卫他们一样走上卖国之路。

王仁中（后排左一）与父母、姨、姐的合影，照片摄于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因之后王仁中离家到北京上大学和参加工作，这是他和父亲最后一张合影

　　在被绑后的当天上午，王仁中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来电声称：“杜先生（即杜月笙，上海滩大亨）要我转告，他已知你家出了事，请你们放心。”此后便再无消息。王志莘与杜月笙素无交往，但这善意的电话让王仁中的母亲在迷茫中得到了一丝安慰。紧接着，王仁中家人虽竭力与绑匪谈判，但因无力满足匪方高昂的赎金要求而陷于无奈。在出事当日，法租界的警察局也派人进驻王仁中家里，他们声称是保护家人，而实际则是以破案侦查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并以“通匪之罪”恐吓其家人不得与绑匪联系。就这样，前后共经历了26天。在这26天中，王仁中在匪窝里，除第一天刚到时受到一些恐吓外，平日里与匪徒们同吃同住，相处得还很和谐，绑匪头目有时还会带些糖果给他以示友善，这也是王仁中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第一次接触。

　　正当王仁中的家人在感到营救无望，又深怕绑匪因案件拖得太久会以撕票方式加害肉票而焦急万分时，有位自称是新华银行下属码头仓库的王姓主管找到王仁中的母亲，说他愿意出面帮助解决此事。王母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信任于他了。果然形势即刻转变，绑匪大幅地降低了赎金，并在几天后的一个黑夜，将王仁中安全地交给了家人。事后各种事实证明，王仁中的确是在杜月笙的周旋下获救的。杜月笙用他独特的方式，不露声色地帮助了王志莘，并借此在上海滩各阶层人士中建立了更广泛的影响，这也表明了杜月笙对当时汪伪政府的立场。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

　　解救过程为了避免有“通匪”证据而被进一步的勒索，是完全避开警察当局，因此获得自由的王仁中仍无法回家，秘密地躲藏在大同大学的图书馆书库中，等待搭乘外轮离开上海去香港。据事后统计，在此事全过程中，被警察局先后敲诈的金额，远远超过了付给绑匪的赎金。旧社会的黑暗丑恶和政治复杂性让王仁中幼小的心灵受到终生难忘的启蒙教育。

　　在香港，王仁中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学校，但却无法弥补思念亲人的痛苦。直到1941年11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然后日军入侵香港，他才回到上海。这生死难卜的26天，以及到香港后极安逸的物质生活，短短的两年中，王仁中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巨大变迁。这是上天给予他的磨难，也正是这磨难，使他磨砺出乐观、豁达和一颗坚韧的心，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顺境和逆境。

　　坚定信念 处事光明磊落

　　1952年，王仁中从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分配在哈尔滨120厂工作。这是新中国最尖端和机密度最高的国防航空工业工厂，根据保密条例规定，这里每年都要政审和淘汰掉一些人。当年与他一起分配去的7个同学，3年后只剩下他一个留在了工厂生产第一线。那时全国所有的人，都开始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身份标签：阶级成分。处在这一结构顶端的，是“阶级成分”好的工人、农民；处于底层的，则是“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商人等等。王仁中感到非常幸运，并感激组织的信任，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并没有影响他在喜爱的生产第一线工作，而且在航空航天部他一待就是30多年。

青年王仁中

　　21岁那年，王仁中就当上了1500多人的车间副主任，工人们朴实的阶级本性、灵巧的手艺和无穷的智慧使王仁中从心底对他们产生了敬意。他虚心地向和他一同工作的苏联专家以及工人师傅们学习，努力勤奋地工作，他的好学和敬业，得到了领导和诸多同事的认可和赞扬。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还盛行时，阶级出身不好、海外社会关系复杂等还是给王仁中带来了许多“烦恼”。他是每次“运动”都必然参加的老“运动员”。反右派斗争时，因和高岗的儿子高毅（高岗，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副主席，后因“高饶反党集团案”被批判，1954年8月自杀身亡）是同事且关系密切，差一点就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文革”时期，王仁中被关进工厂的“牛棚”，名义上的罪名是“反动技术权威”，实际上是有人想把他纳入里通外国的特务行列。庆幸的是这名老“运动员”没有“夺冠”的命，从没被戴上什么“帽子”，其中不乏有领导和群众保护他的因素。在“牛棚”中，没有家属为王仁中送生活必需品，有个监管他们“黑帮”的工人，暗中将他自己凭票购来的肥皂巧妙地送给王仁中。还有一位老工人，在王仁中扛着铺盖卷从“牛棚”中出来时，毫不顾忌政治影响，老远奔来帮他提行李。

　　因此，他一直有一个执着的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王仁中把曾帮助过他、对他好的人和事记得很深，他太太总是笑侃他“记吃不记打”，而他自己则说：“坏的都已过去，可以忘却了，比起很多人，我已经够幸运了，要知足。”

　　怀揣重托 不负各方希望

　　“文革”后期，江苏省要120厂生产直升飞机，王仁中调到无锡工作。后来，由于太太患癌症需要照顾，王仁中便与人对调回到上海，并在航天部机电二局新耀仪表厂就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并作出了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于是，作为包袱背了多年的“海外关系”这四个字转变成为“可利用的社会关系”的褒义词。

　　1982年，王仁中被派去美国波音公司学习企业管理，回国后经120厂老领导推荐，他认识了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后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因当时八机部正需要委派一名既有较全面技术背景、又有可利用的海外社会关系，还要会讲英语、懂粤语的人去香港，而王仁中正好符合这些条件，于是焦若愚决定让王仁中以本人申请探望姐姐的名义离职前去，并在部内办理停职留薪手续。但后来因家中有老人和病人需要照顾，香港之行没有成行，不过却为他后来转到经济领域工作埋下了伏笔。

　　1984年，也正因王仁中的社会关系、语言能力和技术背景，上海市委组织部决定调他到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任职。当时航天部还不肯放人，但是市委组织部的态度却很坚决。进入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后，王仁中遇到了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爱建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靖基（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民建、工商联主委，爱国实业家，尊称“靖公”）。靖公给予了王仁中许多的关怀和照顾，包括政治上的关心、思想上的帮助和工作上的支持。在王仁中心中，靖公既是可敬的领导，又是可亲的长辈。

王仁中与刘靖基（右）合影

　　1986年12月，在靖公的引导和介绍下，王仁中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连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市人大代表。作为民建市委副主委，他感觉到自己党派的工作经历较浅，于是，他坚持系统认真地学习民建的理论、会章、会史以及相关统战知识。即使今天，在民建的组织生活会上，依然能见到他熟悉的身影。多年来，他以赤子之心，深入开展各项专题调研，认真组织协商讨论，为解决群众反响强烈的问题直率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把真知灼见奉献给社会。王仁中用他的方式，让内心得到了最充实的沉淀。

　　1990年8月，靖公找王仁中谈话，希望他能考虑接任一直由靖公自己挂名的爱建公司总经理一职。那时王仁中已经58岁，他感到爱建公司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政策性很强，社会影响大，而自己的水平也有限，曾经婉辞过。但靖公动用了“重炮”来堵住他的后路，让他无路可退。此后一周间，首先是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茅志琼打来电话消除他的顾虑，然后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找他说：“靖公一直在让我们帮忙找接班人，已经找了两三年了，我们没有找到。现在靖公自己找到你，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帮他解决这件事。”吴邦国还鼓励他：“我们会支持你，帮助你的。”最后，继靖公后出任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的李肇基（原上海市副市长）也对他说：“去吧，你就去吧，会干好的。”看到这么多领导的鼓励和期盼，感于靖公的诚意和执着，王仁中终于接任了爱建公司总经理一职。

　　之后，王仁中接到市委组织部免去他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通知，却没有接到调到爱建公司的调令。对此，他有些疑虑，毕竟为国营企业工作了那么多年，怎么弄到现在连组织调动关系的一张纸都没有了呢？为此，组织部特地派人来向他解释，这是由于考虑到爱建公司是改革开放后第二年成立的，一直是民营企业，市委组织部不便以指令方式颁发调令，而是把王仁中的组织关系留在了组织部，成为了一名市管干部。讲起此事，王仁中非常感慨，他认为这不仅是组织上对他本人的关怀，对爱建公司的支持，更是对民营企业自主性的尊重。

　　敢于担当 倾力做强爱建

　　来到爱建后，王仁中体会到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压力。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的资金是国家拨给，业务上主要与国企有关，并有政府支持，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是在当年敢于放弃“铁饭碗”、思想开放、敢冲敢闯的年轻人，而爱建公司的资本金是上海原工商业者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以后拿出仅有的积余来支援国家建设的。

1991年5月，王仁中（左二）与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中）、刘靖基（右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右一）、爱建信托总经理王光俭（左一）在一起

　　在王仁中看来：“国营企业中，人民是公司抽象的老板。而在爱建公司，老板就是亲手把‘看家钱’交到你手中、托付你经营的股东，他们给你施展才能的舞台，是你见得到、摸得着的人，任何差池都会给股东的财产和公司信誉带来损失。”当时，这些股东中很多是依靠公司每年的分红作为家庭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好坏直接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有关，因此每年都必须有现金分红成为了爱建经营者的责任之一。此外，公司在享受国家给予的各项政策的同时，应遵纪守法，关心公益，这也是对社会的责任。王仁中尊重职工，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尤其善待他们。他觉得，身为公司总经理必须对协同他一起承担责任的全体员工负责。没有一支把公司的成败、发展前途作为己任的、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员工队伍，那么公司不可能兴旺发达。这一切让王仁中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对事业的敬业和把爱建建设成一个团结的大家庭成为了他义无反顾的追求目标。

　　1992年9月22日，作为我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老爱建”变成了“新爱建”，王仁中被任命为总经理、法人代表。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爱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作了《原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改制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爱建公司，已经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站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点上。作为股份公司的一个试点，我们的任务更重，路也更长，需要我们全体股东，需要担负不同职务的经营者、管理者，需要爱建系统的广大职工群众，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坚持改革，勇于探索，相互支持，相互督促，才能把爱建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992年9月22日，王仁中在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招待会上讲话，上海市领导、爱建前辈等参加

　　有了稳妥的资金来源后，爱建公司在王仁中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充实加强金融信托、房产地产、对外经贸、实业投资等四个方面的业务，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和壮大。

　　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兴起，王仁中积极地尝试开拓海外市场项目，把爱建公司介绍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认识爱建、熟悉爱建，与爱建建立贸易往来。他受到国际机构、政府、企业、学校的邀请，站上新加坡大学、西门子巴黎年会、国际商会印度年会的论坛，介绍改革开放后一个私人集资的新公司的发展前景；他拜会美国总统克林顿、澳大利亚总理以及亚洲开发银行CEO等领导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展示爱建的企业形象；他代表爱建公司接待了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等负责人，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切磋。从1995年至1998年，爱建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为了“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创始会员，王仁中任委员会副主席。

1995年3月，王仁中出访美国时在白宫拜会克林顿总统

　　在王仁中担任总经理期间，爱建进出口贸易大幅上扬，1995年的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416.8万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为了提高爱建呢绒品牌的知名度，爱建纺织品公司从单一的面料经营逐步向成衣化方向发展，并开设诸多分店，纺织品公司从1994年到1996年间，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纺织品行业销售、利润双冠王。

1995年，爱建公司成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创始会员单位，爱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仁中(右二)出席国际商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年会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的房地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王仁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把楼宇开发的重点定位于商住楼、办公楼和商品房。由爱建公司开发建设的“爱建城”成为徐家汇地区声誉显赫、入住率最高的社区之一；“爱建新家园”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理念，一举成为彭浦地区的“陕南村”；上海最早的高级写字楼之一——上海工商联大厦崛起于黄浦江畔，吸引了众多大型公司争相入驻。1993年，在“爱建城”三期工程全面启动后，王仁中预见到今后物业管理的重要性，便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与香港菱电控股集团公司共同组建了上海最早的中外合资物业管理公司——上海菱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全新的思路和企业形象向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1998年，爱建房地产分公司列入“全国房地产领先企业”百强之一。

1992年9月公司改制后，王仁中（右五）等爱建股份公司第一届领导集体研究工作

　　2002年5月，王仁中在他70岁生日那天，严格地遵守国家规定，光荣退休。他在爱建公司整整奋战了12个年头。

　　十年守望 坚持成就梦想

　　从副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王仁中仍然担任着爱建股份公司的董事和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他像很多爱建人一样，把自己融入了爱建大家庭里，难舍难分。他对爱建的感情用“奶妈和孩子”的关系来形容：“爱建这个孩子我抱过，尽管这个孩子不是我自己生的，我仅是被主人请来当奶妈喂养和照顾他的，但如果别人说这个孩子很漂亮，我就会高兴；如果别人说这个孩子长得真胖，我也会很高兴，因为这胖也有我的一份心血在里面。”

2013年2月8日，王仁中参加爱建特种基金会团拜会，左起：周浩奎、杨铨谟、季晓东、王仁中、范永进、杨延修、任文燕、朱德瀛、汪宗熙、杨德红

　　2004年起，爱建公司下属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先后爆发了“刘顺新案”和“颜立燕、马建平案”，使公司蒙受了巨额资产损失，企业面临信誉、市场、资金三大危机。看到爱建的磨难，他默默地伴随着爱建一同走过8年保全重组的艰辛历程。2012年2月，中国证监会批复核准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为爱建公司资产重组成功打开了通道。爱建获得了新生，迎来了希望的曙光。他说，如果不是国家看在爱建是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及其作出的特殊历史贡献，或许爱建早就破产清算了。他认为，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不是一个花架子，必须加强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还指出，过去爱建的管理思想也许太陈旧，没有跟上时代主流变化，与时俱进。对于这些现象，王仁中至今还对他在位时有些问题没能做出有效的努力得以纠正而感到内疚。

　　2012年3月，爱建公司董事会第7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爱建股份战略定位与业务发展规划》；5月，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范永进来到爱建，新一届领导班子调整就位。随着资产追索收尾、募集资金到位、文化建设加强、企业管理提升、经营业绩增长，爱建进入了“发展振兴”的新阶段。王仁中多年的艰难守望，终于等来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那一刻。

2014年1月24日，王仁中（左）与周汉民（中）、范永进合影

　　2013年1月，王仁中卸下了肩上所有的重担。他这些年来对爱建发展振兴事业一直十分关注，对于新一代的爱建人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期盼爱建在企业文化的引领下，恢复建立强大的凝聚力；他期盼公司能涌现一批敢于创新、敢于承担责任的领袖人才；他期盼所有的“爱建人”勤奋、敬业、守信，热爱爱建，甘于奉献；他更期盼爱建能从此“站起来，好好走”。

　　（本文根据王仁中先生口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