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与黄炎培等为代表的民主人士的亲密关系为榜样，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齐众心、汇众力、聚众智，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毛泽东是统一战线理论的创立者，是党的统战政策的制定者、践行者，是和民主人士保持友情的典范。他以睿知潜思的智慧、真诚相待的作风、幽默风趣的语言深得党外民主人士的广泛信赖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长期合作。其中，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真挚友情始终为人津津乐道。

黄炎培1878年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在为“救国新邦”而奋斗的过程中，长期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亲密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评价其为“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是新中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之一，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亲密战友”。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听过黄炎培的演讲。1945年黄炎培“杖策延安”，毛泽东提出以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后，两人的交往逐渐增多。此后，从双清别墅中作为毛泽东“第一位客人”共同商谈筹建新中国，再到一百多封往来书信商谈国事，至1965年辞别人世，黄炎培不断向毛泽东建言献策。两人既有家国大事的激情筹划，也有书香笔墨的君子之交;既有观念一致时的默契配合，更有政见不同时的直率交流，他们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而不断奋斗。

延安窑洞谈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飞赴延安进行访问。在延安，两人详谈十多个小时，一见如故。

1945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败局已定，如何筹建一个新的国家成为摆在国共双方面前的最大问题。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的主张;5月5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污蔑成立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的举动，并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在会上，有人甚至提出要“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甩开共产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

面对国共合作危局，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黄炎培，尤为心急。他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后，很有触动，决心为国共和谈做些工作。5月25日，黄炎培和褚辅成等6名参政员私下聚会，商议恢复国共和谈的办法。黄炎培提出，“抗战要必胜，建国要必成，先须完成三大合作，就是：政府与民众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合作”。于是，在座的参政员决定向毛泽东致电，询问共产党是否可以出席国民参政会，并进一步提出希望前往延安实地考察的想法。6月18日，王若飞向黄炎培转达了延安的复电大意。王若飞首先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黄炎培表示，由于中共七大刚刚召开，复电时间略晚，为此致歉，并初步解释了中共中央决定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原因。21日，中共中央正式复电。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再次表达了“国民党如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则无不乐于商谈”的态度，并欢迎黄炎培等人亲赴延安。

7月1日上午9时，黄炎培从重庆出发，中午时分，飞机在延安落地，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任之先生，我们20多年不见了”。早在1920年5月，当时已颇具名气的黄炎培曾在设于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的会场中发表演讲，毛泽东回忆起那次演讲风趣地说：“你在演说中说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亲切的语言瞬间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后来，黄炎培曾多次回忆这一细节，盛赞毛泽东说：“想不到在当年的一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来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邀请黄炎培一行，前往其在杨家岭的住所做客，会客室挂的一幅“茅台图”吸引了黄炎培的注意。这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创作的《岁朝图》，是1943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所作。黄炎培巧用当年红军长征用茅台酒洗脚的谣传，在画上题词“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借以讥讽国民党肆意造谣抹黑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毛泽东专门托人求来，将其挂在会客厅。这不仅表达了毛泽东对黄炎培仗义执言的感激之情，同时更从心底拉近了两人的关系。黄炎培在自述中写道，自己从来没有料到这幅画会出现在中共领袖的客堂里，一股知遇之情瞬间涌入心头。当天下午，他们就国共双方和谈问题初步进行了交流，毛泽东更是风趣地讲道“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从第三天起，毛泽东和黄炎培等人的交谈就愈加深入，而谈话的高潮出现在7月4日。当天下午，毛泽东专程邀请黄炎培前往住所做客，并畅谈了一整个下午。毛泽东向黄炎培询问在延安的感想。黄炎培有感而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黄炎培郑重地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思索之后肯定地说：“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这不是简单的附和而是真正的服膺。黄炎培始终坚持的是“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的态度，他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是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后来黄炎培说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而是)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是黄炎培本人“多年的主张”，延安实现了他的理想，又怎能让他不赞同且欣喜呢?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把所见所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各种诽谤谣言，为国统区的群众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一个窗口。《延安归来》的出版，一方面表达了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认同，另一方面更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之情。在书中，他把毛泽东描写为“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他说：“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归来》一经出版，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后来还被译成日语，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片1945年，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抵达延安。上图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交谈;下图是毛泽东在机场与黄炎培一行合影。(视觉中国/图)

双清别墅第一客，共话“筹建新中国”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第二天，黄炎培作为他的第一位客人被邀请至香山双清别墅做客。老友三年未见，无话不谈，欢欣异常。毛泽东和黄炎培不仅诉说了两人的深厚感情，也探讨了建国方略和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共同为筹建新中国而谋划。

黄炎培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在北平的第一位客人，不仅在于两人的深厚交情，更在于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与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亲密无间的配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连续三次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国是”。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同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愿意同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而延安归来的黄炎培从感情倾向而言，已经逐渐倒向中国共产党，随即便带领中国民主同盟宣布，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民主建国的活动之中，并加紧了与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接触和交谈。

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黄炎培等各派代表前往机场，飞机落地后，黄炎培“握迎为礼”。在毛泽东逗留重庆的43天中，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接触，在各种会晤和聚宴上，就国内局势、国共团结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或比较一致的看法。面对白色恐怖，黄炎培不得不时常为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担心，再三要求中国民主同盟的全体同仁，密切关注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安全，并亲自为之四处奔波。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黄炎培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努力团结、争取进步民主人士，为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奔走呼号，为促成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有益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扬。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的友谊也进一步加深。10月10日，毛泽东决定启程飞回延安，在张治中举办的欢送会上，毛泽东与黄炎培再次握手致意，黄炎培感慨地说：“润之先生，全国人民将感谢你，感谢共产党为了和平的诚意。”他还真诚地表达了对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祝愿。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黄炎培是其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因此，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张也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他公开说，“罗斯福说自己是中间偏左，我也是这个观点，叫在中立的大道上稍稍偏左”，并私下里解释道，“我是中间偏左的，时时和中共同志们有联系的。我的中间偏左，并不是已经认识中共的前途，而是清清楚楚地看出蒋介石不会有前途”。事实上，历史证明了黄炎培的判断。中国民主建国会一经成立就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并在帮助工商界人士认清国民党当局的独裁面目、站到人民大众的一边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大员轮番来做黄炎培的工作，希望他可以参加国民大会。但是，目睹国民政府的残酷与伪善，黄炎培写诗明志“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仁”的向往和对国民党“暴”的愤慨，并希望回到上海“采薇”过活，不愿参与国民党的工作。在上海，黄炎培和中共上海党组织积极配合，投身到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因而受到国民党的极端仇视，把他列为“黑名单之首”。他的活动处处受到限制，连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期间，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由于为上海解放事宜奔波，被特务抓去，毛泽东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展开营救，然而在离上海解放仅差10天之时，黄竞武被活埋杀害。

1949年2月，黄炎培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于3月25日平安到达北平。简单吃过午饭后，黄炎培和郭沫若、陈叔通、马寅初同坐一辆小轿车，从六国饭店赶赴西郊机场。下午3时，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队伍浩浩荡荡从西柏坡到达，黄炎培和毛泽东再一次握手言欢，合影留念。两位老朋友从上次握别，虽仅三年多时间，但时局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再次重逢，其欢欣是无可言喻的。后来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为民主人士开欢迎会时，黄炎培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充分显示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百忙中单独设宴，邀请黄炎培前往香山双清别墅，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不仅涉及重大的建国方略、中国共产党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以及毛泽东所设想的国家前景，而且还谈论到黄炎培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并希望黄炎培能帮助他和中国共产党向民族资产阶级传递、解释党的政策。在谈话中，毛泽东向黄炎培再三强调，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同于“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将大大有别于苏联。谈话中，毛泽东言辞恳切，使黄炎培深为感动。对于毛泽东委以的重托和将担当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还是对朋友的责任，都令黄炎培难以推却。他当即就向毛泽东表示，一定不辜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信任，尽力做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为振兴中华做出自己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黄炎培即席创作了一首题为《天安门歌》的诗篇，诗中写道“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震起中国国魂，民主和平统一”。诗共八节，热烈歌颂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丰功伟绩。

百多书信诤友情，协力“建设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打破自己拒不做官的人生信条，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毛泽东经常向他咨询政策，有时夜半之时也毫不见外，将其从睡梦中唤起，邀请其赴中南海丰泽园晤谈。黄炎培之子后来回忆：“父亲向母亲交代，任何时候毛主席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他从毛泽东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但是，国家大事纷繁复杂，两人很难每天见面，于是不得不采用书信交流沟通，一百六七十封往来书信，见证着他们的亲密关系。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写给毛泽东的书信就有一百余封，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函也有六十余封。信函往来中，他们有看法相同时的会心和默契，也有看法不同时的商榷和探讨。黄炎培对毛泽东常常是直言不讳，毛泽东对黄炎培也是尊重有加。

毛泽东对黄炎培非常关心，总是和风细雨又细致入微地帮助黄炎培改造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不免怀着极大的恐惧和疑虑。一时间，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黄炎培也收到不少此类的告状信件，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并附信表达疑虑。毛泽东认为，黄炎培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不久，对党的土地政策还不十分了解，对土改中的某些具体做法一时存有疑虑，是十分正常并且完全可以理解的。况且土改本身是件很复杂的工作，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所以，毛泽东主动多次给黄炎培写信，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让他多了解情况。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黄炎培决定亲赴苏南实地考察，深入了解情况。临行前，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写信要求他们照顾好黄炎培，并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好的坏的都要让他去看看。”随后邀黄炎培面谈说：“苏南是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通过实地考察，黄炎培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随即就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地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说，新中国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人民的确站起来了!

黄炎培对毛泽东从不遮掩，一片赤诚。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领导下，全国范围内以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战线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打了“不下于淮海战役”的经济战争。然而，大好形势下同样存在着问题。据薄一波回忆：“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1950年4月17日，黄炎培把自己近来形成的意见整理成文，以信函形式寄给毛泽东，反映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等问题。28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全文共7000余字，分3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关于农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第二大部分是“我的看法”，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提出了5项建议：重新审核各种税种、税则、税率，在不致引起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酌量放开贷款、订货购货等，扩大对外贸易，向农民抵押放贷，以文告形式说明将有新的措施、过去不合理的都将予以纠正。这5项建议应该说是一整套经济政策，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领域，这是黄炎培几十年来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主张。这些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单独找黄炎培在他的书房里促膝相谈，商讨补救办法。临别时，多次嘱咐他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这些主张和建议，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不久就成为中共中央的正式决策。5月30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下了“今如愿了”4个字。几个月后，他又亲笔书写条幅：“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并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在两人的信中，除了家国大事还有互道关心和生活情趣。1954年黄炎培积劳成疾，毛泽东听说后，随即去信询问，“尊恙如何甚念，尚希注意护养”。经过入院治疗，次年11月黄炎培基本痊愈，16日，黄炎培即致信毛泽东，“我手术顺利完成，现已出院，异地休养，多谢关怀”。第二天毛泽东就迅疾回信，“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除去生活上的关心，两人由于钟爱诗词书法，还经常相互致信，探讨情趣。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后，黄炎培即兴书写题为《东方红已遍环瀛》的诗作，以祝贺八大召开，并随即将其附在信中送给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在致信黄炎培祝贺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时回诗表示感谢。毛泽东在信末尾写道“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这两首便是《水调歌头·长江》(发表时改为《水调歌头·游泳》)和《浪淘沙·北戴河》。黄炎培读了这两首词，对词作中“极目楚天舒”句不甚理解，又致信提出修改意见，和毛泽东探讨。毛泽东再次回信黄炎培解释：“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两人互相探讨诗词，一时传为佳话。

在此后的日子里，黄炎培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在积极参政议政，参与政协工作，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直到1965年辞别人世。在他的晚年，毛泽东始终与他保持着书信联系，经常相互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他们之间交往愈久，友谊弥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这种情谊不仅仅是两位政治家之间真挚感情和思想的交流，更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友谊的深刻体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黄炎培等为代表的民主人士的亲密关系为榜样，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齐众心、汇众力、聚众智，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