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获2019年民建中央重点理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

民建上海市委理论研究委员会执行主任毛韬

　　导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也是民建提出将“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的26周年，更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周年重要纪念日子。我们在这些相互关联的重要纪念日子里，认真回顾整个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和培育的过程，发现曾经有过一个肝胆相照“病榻对”的重要细节，它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和培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这就是在36年前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由此而言，民建对创造和培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

　　这个有关探讨“病榻对”课题，虽然题目很小，但是寓意却十分巨大。它通过两位老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病榻对”一番谈心，折射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团队，能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能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深刻问题，并且作出了很好的解答，从而进一步诠释“十六字方针”的重大现实意义。

　　同时，它亦对民建在10年之后能够进一步提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国家宪法，起到了最初“病榻对”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同心同行奠基作用。

　　所以讲那一段至今仍鲜未人知的先哲“病榻对”，犹如“星星点灯”那样，让民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集体赶考征途中，努力发挥出参政党应有的积极作用，为共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了历史性的特殊重要贡献。

　　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一次肝胆相照“病榻对”的话，那么，可能也较难促使民建提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入宪的建议。而民建这个很好的建议，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由此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的一条路径: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十六字”方针→肝胆相照“病榻对”→民建提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入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里，重温光辉历史，弘扬优良传统，对于深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有着极其深远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在这里，我们讲一段有关李维汉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一一“病榻对”的动人故事，来纪念我们的共和国诞辰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并且深切缅怀李维汉和孙起孟等老一辈革命统一战线的挚友们为我们共和国成长和崛起所作出的不朽功绩。

　　本理论研究课题论述四大要点:

　　一、肝胆相照“病榻对”之由来

　　二、肝胆相照“病榻对”之真挚

　　三、肝胆相照“病榻对”之讨论

　　四、肝胆相照“病榻对”之贡献

　　(一)先哲“病榻对”精神诠释了“十六字方针”的深刻含义

　　(二)先哲“病榻对”意志奠定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入宪根基

　　(三)先哲“病榻对”思想形成了民建发展和进步的内源规律

　　关键词:先哲“病榻对”、十六字方针、多党合作入宪、新型政党制度。

　　今年3月31日至4月2日，笔者参加了民建上海市委举办的“参政党建设理论研修班”学习。在学习听课中，我听到授课导师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兼四局局长张献生讲到，李维汉是中共最早提出“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的观点。为此，笔者特地查阅了《李维汉文选》，他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文章中写道:“各民主党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过去它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在党的八大上，李维汉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他肯定了“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所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观点。由于他提出了这个思想观点，所以从1962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北京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作为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中央统战部在部务会议范围内开展了政策、思想检查，特别是对李维汉自1956年以来所提出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理论观点，进行不点名的批判。会议先后开了40多次，历时半年之久。

　　但是，在这个动荡年代里，李维汉始终将党的事业放在首位。他在1979年的平反大会上，他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将全部心血倾注在现代化建设上，不要背着过去被迫害或者是成绩的包袱，要轻装上阵，总结经验，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此时，李维汉已是83岁高龄，他不顾年老体衰，依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工作，哪怕需要依靠安眠药维持睡眠、极度疲劳，依然严肃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证明李维汉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这也就成为今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70年来“不忘合作初心、久久砺炼为功”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李维汉同志始终与广大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广大民主党派的同志们“肝胆相照、携手前行”。而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孙起孟之间那一段感人肺腑的“病榻对”重要讨论，不仅仅是他们两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交流了彼此思想，更是具有着从对“中国民主党派一一非社会主义”的最初定性，一直到今日已经正式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界定整个历史过程的重新加以思考的重大意义。

　　2017年至2018年，笔者昼夜伏案撰写《民建思想启示录》(民建思想宝库丛书)期间，静心阅读了民建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成思危、陈昌智等5位前辈们的全部著作。然而，当我阅读《胡厥文文选》和《孙起孟文选》的时候，其中阅读到孙起孟就李维汉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的文章，谈及中共如何与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相处个别文字段落的表述，进行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洽商探讨，充分体现出我国统一战线友党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这两位前辈先哲之间的人格魅力，颇为真挚且十分感人。

　　由于此段有关“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等重要文字记载和理论学术研究，尚属我国统一战线理论学术界首次探讨。但是，它却真实揭示了当时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在“文革末期”还遗留下来的一些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意识形态禁锢还没有完全打开。当时，这一篇以“李维汉署名”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重要文章，发表在1983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虽然是以李维汉署名，但是实际执笔撰写者并不是李维汉本人，因为当时他本人已身患重病，正在住院治疗，所以由其他几位同志代为执笔撰写。当然，那几位代为执笔撰写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也并不是凭空捏来的，而是根据李维汉同志在1950年3月21日发表的一篇题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文章的相关文字加以论述。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道:“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之一，是怎样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问题……。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团结他们，加以改造，做到仁至义尽，并应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尽可能多地改造能够改造的人。这样作，便能够更有效地缩小敌人，稳定中间，教育群众。”所以在1983年9月20日《人民日报》上以李维汉署名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文章中写有一段如下的文字:“又联合又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根本策略原则，包含在我国统一战线中的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政治集团和个人，他们之间既在共同目标下实行联合，又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政见而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就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中的具体运用。中国革命长期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因此，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该文章还特别引用了一段: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之后，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当然，这个中共早期统一战线有关“既团结又斗争”的理论，最初的确是来自于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论述:“在同资产阶级联盟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意义重大。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同他们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对他们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进行必要的斗争。在大资产阶级推行两面政策时，也应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然而，当这篇文章发表刊登在报纸上时候，确实让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阅读之后，对党的统一战线团队是一种“又联合又斗争”关系的文字表述，感到有些无法理解，也很难以接受。因为早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之时，我们国家对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已界定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即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

　　那么何为“自食其力”呢？即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明代的方孝孺《企高轩记》：“孺子业儒而太玄习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国。”

　　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中，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科学界定了中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邓小平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无不欢欣鼓舞，称之为邓主席为我们“脱帽”(脱资产阶级的帽子)“加冕”(加劳动者之冕)。当时，胡厥文听到了邓小平同志在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商界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且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他心里非常激动，他在自己撰写的一篇题目为《自强不息振兴中华——庆祝新中国诞生35周年》文章中写道:对此，我们全体工商界同志莫不感到欢欣鼓舞。进入新时期以来，民建、工商联的广大成员以“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为行动纲领，用“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革命精神，发挥我们的生产经营特长，开展了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等项活动，热情积极地为四化服务，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表扬。我们感到，现在是我们为国家建设服务力量最集中，心情最舒畅的时期，我们所以能够有今天，全赖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30多年来党的教育、帮助，深深感激和怀念为我们的新生而付出巨大心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今年已经89岁了，觉得身体蛮好，心情舒畅。我还有这么一个“野心”，活到106岁，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实现了翻两番宏伟目标以后的更加灿烂夺目的社会主义中国！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所作开幕词这段重要讲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科学论述，为新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因此，在4年之后，在我国最重要的一份刊物《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再次提及“又联合又斗争”关系之时，显然就会让许多民主党派同志产生了一些想法和顾虑了。此时，为了这个是否再合适使用“又联合又斗争”关系的文字表述，民建的孙起孟同志就主动与当时已患重病住院治疗的李维汉同志作了很好的思想沟通。由于他们之间非常坦诚地相互交换了意见，不仅为我们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团队留下一段可以传世的历史佳话，亦使我们党的“十六字方针"能够突破“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左倾”思想禁锢所束缚，从而使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十六字方针”真正做到深入人心、印入人心，并且落地、生根、开花和结果。

　　当时，参与对此问题“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洽商讨论的两位先哲是李维汉同志和孙起孟同志。这两位革命先贤曾经在一起合作共事，虽然两人在工作上是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他们发自内心非常真挚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情谊，已经留给我们后人们令人感动的一段段美好的佳话。他俩的生平情况如下:

　　李维汉，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并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来他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李维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直至1964年底，主管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负责政协代表的提名。他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酝酿，提出了一份由各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代表等5个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名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称赞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李维汉“出的力最大”。同时，李维汉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具体筹划。毛泽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向他征询意见。李维汉提出的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的建议，经中央讨论，作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列入《共同纲领》。1949年10月21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1951年5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主要著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李维汉在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时期，与各民主党派同志团结友好、肝胆相照，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我们在民建胡厥文和孙起孟留下的文稿阅读中，就能深切领略一、二。李维汉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工作期间，他与孙起孟在一起工作，两人既是同事，又是上下级关系，更是非常好的挚友。

　　孙起孟，安徽省休宁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孙起孟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亦是民建的老一辈领导人，为民建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2012年12月24日下午，习近平、俞正声、栗战书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走访民建中央机关。在陈昌智、张榕明、马培华等同志的陪同下，习近平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首先参观了民建中央会史展览馆，在观看民建会史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看得非常仔细，当他看到孙起孟同志的照片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回忆说他的父亲习仲勋当年与起孟同志关系非常密切，并且久久凝望着孙起孟同志的照片……。

　　有关孙起孟与李维汉之间的真挚友情的故事，我们能从孙起孟所撰写的一篇题目为《学习李维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文章中读到如下这段十分感人的文字。孙起孟写道:“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以来，我长期在李维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一直把有幸和他共事看作上一所大学，学习做事、学习做人、特别是学习做统一战线工作。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不只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明师，对我来说，他既是良师，又是严师。今年是李维汉同志逝世10周年。在此时刻，对他的无限缅怀和由衷崇敬更加涌上我的心头。在这篇短文里，联系当前的实际，我只想介绍他的比较突出的优良作风之一:坚持认真的自我批评。就我所见，维汉同志在他的修身、治事、待人之中都贯串一个“严”字，从不放松，从不迁就，从不模棱两可，从不降格以求。由于非常之严，在他领导下的干部都有点怕他，但大多数人都愿意和他接近，喜欢接受他的领导，对他与其说是敬畏，还不如说是敬爱更为贴切。他对待非中共党员人士，同样没有离开这个“严”字，当然要求、方式、方法等都处理得很适当。所以，已故的黄炎培、陈叔通、胡厥文、胡子昂等人遇到大事难事，第一个想商量求教的就是李维汉同志。陈叔通先生多次在我面前真诚地说李部长是我的好老师。他们人前背后都用“李部长”的称谓来称呼他，以表达他们的崇敬和向往之情，正如他们人前背后称“毛主席”、“周总理”一样。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策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李维汉同志是贯彻执行这个政策的楷模。在这一点上，他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在许多民建先贤们的心中，李维汉是他们最最能够讲讲心里话的挚友啊!

　　当时，有关“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是由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以作者李维汉署名的文章。当该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对该文章中写道:“又联合又斗争”的表述有些不同的商洽和补充的意见。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仍未完全清除的情况下，还没有人愿意直接去找文章作者坦诚沟通交流一下思想。

　　然而，如果不作思想交流沟通，久而久之，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团队，可能会出现“敬而远之，少说为好”的不良情况。

　　为此，孙起孟写了一封信给正在患重病并且已经住院的李维汉同志，十分坦诚地谈了自己对文章中个别用词的个人意见。让他没有料到的是，重病中的李维汉马上亲笔给他回了一封信，这让他万分感动了。以至后来，孙起孟在他撰写的一篇题目为《学习李维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文章中是这样写道:最使我终身难忘的是1983年12月维汉同志答复我的一封信，这年9月20日，他为纪念毛泽东同志90周年诞辰，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的文章。那时他因病住在医院，一度还报过病危。他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写成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发表后，我读了两遍，确是深受教益，感到这的确是阐述宣传党的统战理论的一篇力作，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同时又对文中关于又联合又斗争一节中某些看法和表述有些不同的补充的意见。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建议:我的意见如尚有可取之处，可否考虑在今后编入文集时斟酌处理，信末说他可以不看或以后再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很快就收到他亲自用墨笔写的复信，字迹有些扭曲，显然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提笔的。来信在叙述这篇文章形成的经过以后说，“总之，此文我未能仔细研究，得到你的推敲，真心感激。……此外，请你注意各方友人的批评建议，并加以参考。无论何种意见，请秘书抄一份给我”。信末写的日子是“毛主席诞辰”。我收信后非常不安，诚恐有损于他的治病，同时为他的这种一贯的坚强的严于律己、战斗不息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后来他的病情有起有伏，不料半年后竟永远离开了我们。现在回顾这一件事，我还十分内疚，怀着痛楚的心情。千言万语，只能学习维汉同志的光辉榜样，坚持党所倡导的自我批评作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以此作为对维汉同志的真诚纪念。

　　对于孙起孟在他撰写这段叙述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感情流露和真诚思念。

　　有关这段“李维汉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的真切回忆，笔者在阅读胡厥文的著作中，也找到了非常感人的文字回忆。胡厥文在他撰写的题目为《李维汉同志的遗泽深入人心》的文章中写道:“1983年9月，李维汉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一文，这可能是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力作。起孟读后，就文中关于又联合又斗争的论述提出一些看法同李老商榷，李老那时在医院里病情略有好转，不几日即亲笔复函说:“总之，此文稿未能仔细研究，得到你的推敲，真心感激。……。此外，请你注意各方友人的批评建议，并加以参考。无论何种批评意见，请秘书抄一份给我。”当即遵照他的嘱咐，向民建、全国工商联的部分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他们认真地进行了座谈。当起孟把座谈记录送给李老时，他仔仔细细地看了，对同志们提的意见表示十分尊重，后来并参考前后所提的意见对原文作了某些修改补充，使这个问题的论述更加周全。”

　　不久之后，李维汉同志因病而去世了。胡厥文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了，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大损失，使我们民建会、工商联的全体同志无限悲痛地感到失一良师，失一良友。几十年来，李维汉同志在坚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优良作风，帮助我们两会广大成员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成为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正如白居易的诗:“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今日他虽月归碧海，然其遗泽深入人心，将永远为我们所怀念，激励我们为完成我国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三大任务而贡献一切力量。”

　　对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能否使用“又联合又斗争”措辞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或者是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可能我们会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实际上，正是由于孙起孟等民主党派老前辈们不但非常敬重于德高望重的李维汉同志，而且即使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左倾”思潮仍然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能够“肝胆相照”地与自己最最信得过的李维汉同志说说心里话，这在当时“左倾”思潮仍旧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工作进行拨乱反正，纠正了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判断，并且根据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新的变化，指出民主党派在新时期“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一论断同李维汉坚持的“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一致的，与李维汉关于民主党派“将来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张也是基本一致的。民主党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标志着我国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民主党派已经不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不合法团体”，而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同担负管理和建设国家重任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合作共事关系，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党格局，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纪元。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一段历史留下的文字之后，再回顾我们读到了本文开头第一章节“肝胆相照‘病榻对′之由来”中所讲述李维汉同志在建国初期的文章中写道:“各民主党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过去它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已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一段文字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八个民主党派的性质界定，已经由最初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变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同担负管理和建设国家重任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这个巨大的转变，无论是对后来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写入宪法，还是对新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十六字方针”能够真正深入人心，都起着肝胆相照“病榻对”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

　　可以认为，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亦给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团队留下了一段犹如著名“窑洞对”一样的历史佳话。

　　1945年7月，黃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所讨论的是有关“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而在38年之后，即1983年12月，孙起孟与李维汉的“病榻对”，所讨论的是有关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问题。应该讲，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完善。

　　当年的“窑洞对”，黄炎培与毛泽东探讨了有关《历史周期率》问题，提出用“民主的方法”来破除“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然而，当时的“窑洞对”，并没有谈到“如何民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建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病榻对”是对“窑洞对”没有进一步讨论“如何民主”问题的一种延续深入探讨，亦是对“窑洞对”提出“民主”这个核心问题的完善和补充。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很好解决的话，那么，后来民建亦较难再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宪法的议案了。

　　因此，笔者亦就把它称之为“肝胆相照的病榻对”。而他俩人留下的这一段传世且感人的“病榻对”，时至今日，让我们统一战线团队的后辈们重读之后，仍然感动而流泪，感召而敬仰!因为正是他们这一段鲜未人知的统一战线“病榻对”，让我们真正读懂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的深刻内涵和相印真谛。

　　今日，我们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的由来加以分析的话，这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然而，这个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随着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民主党派的性质也发生重大变化，各民主党派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统一战线内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进一步增强，团结合作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继续和发展，是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基本方针。其客观依据是各部分劳动者根本利益一致性和具体利益的差异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思想，体现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则生动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彼此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由此可见，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十六字”方针的第二年，即1983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有关对民主党派“既团结又斗争”的提法，显然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不太协调的，所以才使许多民主人士看到“既团结又斗争”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相关政策提法，几乎同时出现在重要刊物上，心中对后者实存半信半疑。然而，就在这时候，以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们“病榻对”的一番探讨对话，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上，改变了以住一贯强调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从而真正开启了党的十六字方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纪元。

　　就是这一段让孙起孟等民建前哲们刻骨铭心的“病榻对”，才促使孙起孟等民建同志们集体思考，如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国家宪法的重要问题。在肝胆相照“病榻对”之后的第10个年头，即在1993年1月，孙起孟邀请一部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的问题举行座谈，随后民建中央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同年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建议提出，在中共中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发布后，民建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同时郑重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并提出4点理由：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更有利于其贯彻执行，更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三是政党体制是现代各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四是现在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时机很好，错过不得。建议提出以后，在3月6日江泽民主持的民主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民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

　　同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3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建议案提请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3月29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宪法。宪法的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制度的信念，要求各政党、各团体和所有公民必须认真遵从。

　　2018年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联组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说，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入宪”的根基，来源于1983年12月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那一番肝胆相照的“病榻对”的重要讨论，亦就是讲，正是“病榻对”启迪了这一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入宪，并且成为了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而今日又由这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一个跨世纪的历史过程和踏石留印:(1)1956年6月，毛泽东同志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一→(2)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而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一→(3)1983年12月，李维汉与孙起孟的“病榻对”，夯实了十六字方针，并且促使民建在1993年3月1日正式提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的建议，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一→(4)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又将这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

　　在先哲“病榻对”之后8年，在新的“十六字”方针颁布7年，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3年之后，即1995年，在民建成立50周年时，孙起孟认真疏理和归纳了民建半个世纪的进步规律。他在“病榻对”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讨论之后，在十六字方针的深入人心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深刻论述和总结，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坚持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基本经验和民建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使其成为推动民建不断进步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也是孙起孟主席为民建理论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之一，使民建在“政治交接”的理论上取得了主动性，能够与中共更好的进行合作，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当时，孙起孟回顾了民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优良传统后，他强调指出，民建的历史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历史；是坚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道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是在革命与建设中贯彻自我教育方针，自身素质获得提高、与时俱进的历史。在民建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孙起孟发表了《弘扬民建优良传统，为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发展而团结奋斗》的讲话。孙起孟说，在过去50年里，民建所有历史成就的取得和优良传统的形成、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民建要继续有所贡献，仍然离不开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作出的历史抉择。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势。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制度的精髓，是民建发挥参政党职能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多党合作有更为切实的发展。民建作为参政党，有责任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发展这一制度作出努力。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新思路，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以扩大和加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积极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孙起孟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这一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也和民主党派的自身努力有着深切的关系。民建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持久广泛地弘扬会的优良传统，在参政议政、实施监督和发展多党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资料

　　[1]李维汉撰写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文章。

　　[2]李维汉撰写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文章。

　　[3]胡厥文撰写的《自强不息振兴中华——庆祝新中国诞生35周年》文章。

　　[4]孙起孟撰写的《学习李维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文章。

　　[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6]《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

　　[7]《胡厥文文稿选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8]《孙起孟文稿选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9]《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0]《中国民主建国会概述》，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