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9年青田章乃器学术研讨会大会宣读学术论文）

王昌范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时期，中共中央与有关民主党派协商筹组全国工商联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各省市工商联逐步建立，1951年10月，全国政协常委会经过协商，推定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负责推动全国工商联的筹备工作。陈叔通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而章乃器以工商界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加推动工作。章乃器是最先号召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他拥护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在筹组全国工商联组织的进程中，为全国工商联组织架构、理论建设和对于工商界的思想教育，他通过报告和撰文提出自己的观点，提高工商界人士的思想觉悟。1952年6月他当选全国工商联筹备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他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在全国工商联成立初期，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夕，章乃器或撰文、或演讲作报告，对全国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和思想认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全国工商联筹组前后章乃器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时期，中共中央与有关民主党派协商筹组全国工商联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各省市工商联逐步建立，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加强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准备建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同年10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工商业全国性组织。全国政协常委会经过协商，推定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负责推动全国工商联的筹备工作。陈叔通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而章乃器以工商界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加推动工作。经征询出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工商界代表的意见，并与有关部门协商后，确定筹备工作按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成立全国工商联筹备处；第二步召开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产生筹备委员会；第三步召开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章乃器是最早号召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他拥护新政协《共同纲领》，是最早参与全国工商联筹备人员之一，在筹组全国工商联组织的进程中，为全国工商联组织架构、理论建设和思想教育上提出建设性的建议，1952年6月他当选全国工商联筹备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他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在全国工商联成立初期，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夕，章乃器或撰文、或演讲作报告，对全国工商界思想改造和觉悟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全国工商联成立前后各地工商联的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老解放区的一些市县在接收、改组旧商会后就成立工商联或商会，如陕甘宁边区的河南省老解放区的市县就建立过商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连市改组、合并了原5个商会成立了市总商会；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省的安东（现丹东市）、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河南省的漯河市分别于1946年、1947年、1948年成立了工商联或者商会。旧中国存在着商会和工业会两个商会，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改组这两个商会的基础上，是建立两个还是一个新商会有2种意见。1949年8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前夕，中共上海市委致电中央，就上海将成立合法工业、商业团体请示中央，电文中说：“在组织形式上分开与合并各有好处，分开成立商会与工业会的好处是能适应商业与工业的区别，合并成立工商联合会的好处是：一、便于统一领导。二、对商业而言，可增加产业家的比重。三、更彻底地打破国民党原来的机构。”8月7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的这份电报上批语：“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周恩来的批语之后，8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给上海市委并告各局各市的电报批复，批复内容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我公营企业的主持人亦应参加进去一些，以便教育和团结私人工商业家，但公家人员参加者不要太多，以免私营企业家因公家人占多数不便讲话而裹足不前。工商业联合会重心应是私营企业，工业较商业比重应逐步增加；公营企业主持人之参加，在各地亦应随各地工商业联合会之发展逐次增加，以便不占多数而能起有效地的推动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商联的指示，决定了工商业团体以合并为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各地按照中央指示纷纷组建了工商联，1949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2月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与此同时，1949年11月15日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1951年6月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1950年4月29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未经筹备直接正式成立。1950年4月22日，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1952年12月，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1956年5月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

　　在各地工商联筹备与成立之际，章乃器或在新政协会议、或在政务院会议、或在民主建国会会议、或在工商界刊物、或赴有关省市调研，作报告……，参与与组建工商联的讨论，与各地工商界建立起联系，在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二、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推定章乃器代表工商界参加全国工商联筹组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加强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准备建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同年10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工商业全国性组织。全国政协常委会经过协商，征求全国政协委员中工商界代表的意见，推定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负责推动全国工商联的筹备工作。陈叔通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而章乃器当时作为工商界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加推动工作。

　　一般认为，章乃器的工商界身份确立于1930年代。1932年6月，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1935年5月中国征信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章乃器等11人当选为董事，同年7月，在董事会的常会上，章乃器被推选为董事长。之后，1940年6月，他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担任总经理。后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股，另组上川企业公司。1947年春，章乃器赴台湾拓展上川企业公司业务，创办台湾物产制造公司。同年10月，根据民主建国会的安排前往香港，并在香港创办九龙地产公司。章乃器所创办众多实业以及经营企业实践，在筹备全国工商联时，代表工商界身份是有足够资本的，是能够令各地工商界人士信服的。章乃器能够令各地工商界人士信服，或者说在工商界树立的威望与他参与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而产生的影响分不开的。章乃器有多年银行工作，他感悟服务金融业必须掌握技术和知识，频繁的业务往来为他积累了经验，除了练习珠算、簿记和英语以外，他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深入研究，在金融界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同时也认识了一批工商界人士。更重要的是他参与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七君子事件”，成为无人不知的人物，筹备成立民建会，得了一个雅号;“宣言专家”。早期民建会组织主要成分是工商界人士，因此代表工商界他非但有资本，而且有资格，更有责任。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章乃器被任命为15名政务委员之一。同月21日，章乃器出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即中财委）成立大会，被推选为中财委委员。在担任中财委委员期间，章乃器曾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建议打击上海等地投机狂潮、解决南北物资运输等，均被采纳。这也是他代表全国工商界筹组全国工商联的条件，被认同的基础。

　　也就是在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经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征询出席、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工商界代表的意见，并与有关部门协商后，确定筹备工作按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成立全国工商联筹备处；第二步召开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产生筹备委员会；第三步召开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951年10月，首先推定18人组成全国工商联筹备处，这是确定全国工商联筹备工作的第一步。他们是：陈叔通、章乃器、沙千里（全国政协委员）、薛暮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叶季壮（贸易部部长）、乐松生（华北区工商界代表）、李烛尘（华北区工商界代表）、巩天民（东北区工商界代表）、陈季生（东北区工商界代表）、魏岐山（西北区工商界代表）、经春先（西北区工商界代表）、项叔翔（华东区工商界代表）、苗海南（华东区工商界代表）、江炳炎（中南区工商界代表）、余经堂（中南区工商界代表）、温少鹤（西南区工商界代表）、李琢庵（西南区工商界代表）。陈叔通为筹备处主任，沙千里兼任筹备处秘书长。筹备处成立以后，制定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章程》，拟定了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的代表产生办法，并进行了关于代表的推动和联系工作，草拟了全国工商联筹备会的各项章程，并做了准备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的必要工作。

　　1952年6月，中华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确定全国工商联筹备工作的第二步，这个会议原定于1952年3月召开的，因为“五反”运动尚未结束，推迟举行。出席会议代表413人，来自国营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代表，还有少数民族、港澳台和旅外侨胞工商界人士及特邀的工商界有关人士。陈叔通致开幕词，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讲话。章乃器在会上代表民建总会致词。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陈叔通当选全国工商联筹备会主任委员，章乃器当选副主任委员。1952年8月1日，章乃器出席政务院第147次政务会议，会议通过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为全国各地组建工商联组织提供了行政性的依据，同时也为工商联确定了组织架构。同月，章乃器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粮食部部长，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部长。他以政务院委员、粮食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于一体的身份筹组全国工商联，使得他更有利于发挥他的理论及各方面的特长。

　　1953年10月23日—11月12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确定全国工商联筹备工作的第三步。出席会议代表640人。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民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分别在会上致词。陈叔通致开幕词，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讲话，沙千里做了筹备会工作报告。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叔通当选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章乃器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排名第三，仅次于李烛尘、南汉宸。说来也有缘，陈叔通与章乃器都是浙江人，陈叔通是今杭州人，章乃器是青田人，他们都是浙江人。陈叔通1876年生，在浙江兴业银行任过职。章乃器1897年生，在浙江实业业银行任过职，年龄相距21岁。凑巧的是：1954年起，担任粮食部部长的章乃器入住的北京灯草胡同30号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原来的住户是陈叔通。这是题外话，但是从章乃器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这一职务来看，可以看出中央、中央统战部对章乃器的能力认可和信任，可以看出他在全国工商界中的影响。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虽然是全国工商界的重要职务，对于章乃器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所肩负的责任。

　　三、在全联工商联成立前,章乃器从经济形势、经营业务和政治觉悟方面启发工商界，号召工商界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全国工商界中有影响，对于章乃器来说，他所肩负的责任则更重，由于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工商界问题研究，中央和地方邀请他做报告的很多。1950年11月29日，在民主建国会总会扩大会议上，章乃器作题为《全国工商界结转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政治报告。1951年10月27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章乃器作《从西南土地改革谈到民族工商业》的报告。同年11月25日，他以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务委员会会召集人的身份在天津分会作题为《工商界与思想改造》的报告。

　　他启发工商界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参与学习、讨论《共同纲领》，解读《共同纲领》经济政策，号召工商界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9月，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章乃器代表民主建国会发言，他说：“共同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各革命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共同合作，各得其所。在经济方面便是公私各种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目前，能在广大的经济领域中取到各得其所的环境，就保证了民族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的自由。在将来，更保证了要在很美满的社会环境和很优良的社会条件下依然是各得其所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的发言是1949年9月23日，9月24日全国各地报纸刊登了章乃器的发言稿，刊登时起了一个标题《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底任务》。也就是这段话，晚年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曾经说道：“我是最先号召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

　　二是利用自己经营业务知识向全国工商界传授。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利用自己掌握会计原理，解决工商界的困惑。这也是在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的一件事。出席会议的著名会计师徐永祚告诉章乃器：“在十多年前，我曾经在一本会计刊物上主张用收付方法，引起了争论。北京孙乐先生最近著的《中式簿记学》和《新中式簿记论》两本书，主张用收付方式记账，论述颇为详尽。许多事实证明，在的新的会计工作人员当中，很多人都已有了同感。”过了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章乃器与时任新中国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孟用潜谈到这个问题，孟用潜要求章乃器赶快用文字来推动。孟用潜认为，只有用收付记账法，合作社的会计制度才可能广泛地建立起来。于是，章乃器撰写了《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一文，刊登在1950年1月《大公报》上。文中强调“用收付方法记账只有比复式簿记便利。在训练会计人员时用生硬的借贷方法要使训练时间延长三四个月，而且依然容易犯错误。”这篇文章当时不光引起会计界的讨论，也引起了行政机关、企业单位、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企业记账制度改革，有利于工商界所办企业的科学管理。1950年2月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主办的刊物《上海工商》第一卷第10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后来，章乃器又撰文《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将讨论引向深入。引发关于收付法与借贷法的大讨论，其建议也为政府所采纳，在近现代会计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是启发工商界，提高工商界人士的政治觉悟。1951年3月，章乃器撰文《工商界与镇压反革命》，3月14日，该文首先在《光明日报》刊登，就湖南零凌发生的纵火案，因反革命分子破坏，使得632家商户受灾，损失159亿（旧人民币）的事件发表看法。他以事为例，通过启发，提高工商界人士的觉悟。他说：“工商界必须完全消除莫管国家大事的思想，而要团结起来，加强同业的组织，共同为镇压反革命而努力。”他结合工商界当时签订《爱国公约》与《业务公约》的动员，要求工商界：“必须在爱国和业务公约当中，加入努力镇压反革命的条文。”他总结一条规律：人民一旦有了办法，匪特便没有办法，人民有了力量、有了办法，匪特就无法扰乱市场了。这篇文章也被1951年5月15日出版的《上海工商》全文转载了。他以真实的事件、血的教训为例，启发、引导工商界除“在商言商”以外，还需要关心国家大事，关系人民的生活需求。

　　四，在全联工商联成立后,章乃器继续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宣传总路线，为工商界的解惑答疑，阐述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1953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章乃器那年他57岁，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以后，为配合党做好工商界思想改造工作。1954年2月，受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委托在天津市工商联第三届第二次会员代表会议上，章乃器作《信任领导，积极努力，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稳步前进》的长篇讲话，阐述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问题，解答当时工商界困惑的、所关心的问题，他说：共产党领导工商界，是费尽苦心的。我们可以用“因势利导、引人入胜”八个字来形容这一件周到、细致、正确的领导艺术的杰作，这提供了工商业可能改造的主要条件。同时，他也鼓励工商界先进分子能够看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走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同时也有足够的条件可以说服一般工商界群众。他指出：“一切事实都足以说明，工商界的亲身经验也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死路一条’。苏联的显示可以说明，新中国四年多来的成绩也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唯一的无限光明的大道”。他充满信心，在当时工商界反响很大，影响深远。这篇文章后来也在《上海工商》全文刊登。

　　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过后，章乃器学习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同年11月17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提交题为《如何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两面性》的书面发言。1957年 6月，他再次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面性问题》发表在《工商界》月刊第6期。同时，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作了《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后来发表于6月9日的天津《大公报》。6月10日，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的发展，形成了众所周知的结果，不是本文主意和所及范围。

　　综上所述，章乃器拥护新政协《共同纲领》，在筹组全国工商联组织的进程中，为组织架构、理论建设和思想教育上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在全国工商联成立初期，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夕，章乃器对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和提高觉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工商界享有声誉。被推定代表工商界参加全国工商联筹组不是偶然的，除他有从事银行工作、创办实业、创办企业的经历的工商界身份以外，他在工商界有一定的威望。这个威望来源于他在工商界影响和作用，他以理论见长。当然，更重要是他对全国工商界所肩负的责任。

　　虽然章乃器对于工商界的有些报告、有些文章的内容，由于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对于现在适用程度有限，还有文章许多内容或许不能完全解读他本意和实质，但是对于当时工商界的启发和教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是也有些内容被章乃器所言中的。比如：在《信任领导，积极努力，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稳步前进》演讲中，针对当时“工商界中还有人在想，最好是马上摘去资本家的臭帽子，去做光荣的工人”。章乃器预言：“愿做工人的思想是很好的。将来大家都要成为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时隔25年，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还有1949年9月23日章乃器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说到：“我们民族工商业家便可以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同为新社会主义自由快乐的主人。在这里，我们民族工商业家必须熟悉毛主席的七一论文，取法共产党一面发展自己……，（工商界）每个人更愉快地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继续为人民服务。”迈入新世纪、新时代，国家的发展、人民幸福生活也是当年章乃器当时所期待的，所向往的。

　　作者：民建上海市理论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副研究馆员

　　上海金融档案史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上海中山学社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