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上海市委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 顾崟涛

（本文获得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建党百年与统一战线”理论征文优秀征文奖）

　　内容提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统一战线的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宝贵经验。

　　1946年至1948年期间，民建从成立最初的“不右倾、不左袒”，到积极响应“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黄炎培先生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在个体思想上的转变，恰恰昭示着中国民主党派的自我觉醒，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成熟，最终成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

　　华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黄炎培日记（1878~1965）》作为第一手史料，用最简洁平实的文字揭示了大历史背后的必然性。

　　一、“停止内战”希望的彻底破灭。

　　1946年，面对国内不断加剧的内战，民建仍然坚持“不右倾、不左袒”的政治方针，企图通过社会民主人士的影响力，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1945年12月，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驻华特使，参与国共争端的协调之中。马歇尔到华后立即提出三项实时目标：（1）内战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建立联合政府；（3）将国共两党军队编成一支国家军队。马歇尔的积极调停产生了一定效果，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立即停火及恢复交通。此外，成立了一个三人军调处执行部，由一个国民党代表、一个共产党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组成，以美方代表为主席。

　　然而好景不长，3月16日随着马歇尔的短暂回国，国共双党的军队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直到马歇尔返华后的6月6日，国共两党才重新达成一项为期15天的停火协定。

　　过程中，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人士都在四处奔走，竭力劝说国共两党开展和谈，使民族尽快从战乱中得以平复。黄炎培5月28日从上海赶赴南京，多番游说于国共两党的要员之间。对于和平，他抱有极大的期望。

　　1946年6月14日星期五

　　时漱溟（梁漱溟，编者注）才从南京来，听其报告，知大局尚有好转希望。

　　对于微弱的和平希望，黄炎培倍加珍惜，他利用一切场合开展斡旋，拉近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分歧。但是期望终究只是期望，残酷的现实很快令黄炎培等人意识到，国民党绝不肯轻易放弃内战的图谋，这是为当前政治的需要，绝非对话能够解决，不断恶化的谈判局势，即使马歇尔都无法控制，罔谈民主人士了。

　　1946年6月17日星期一

　　努生（罗隆基，编者注）从马歇尔、周恩来处询知大局消息，殊不佳：（一）三人执行小组中共拒绝美人有最后决定权，而中央（国民党政府）坚持绝不通融；（二）整军案关于军队缩减数量尚易商洽，而驻军地点大成问题。

　　1946年6月18日星期二

　　十时，第三方面同人（民盟、青年党、无党派者）集于蓝家堡，邀中共代表出席，到者董必武、李维汉，报告谈判经过忽趋恶化：（一）交通案三代表本有定稿，送蒋主席被痛改。A.碉堡几乎全不拆毁；B.关于人事仅准中共推荐雇员，考不合格则不用；C.路警每一公里设五人，皆由中央派之。

　　以民建为代表的民主人士，除了牢牢抓住“停止内战、争取和平”这一主题之外，显然缺乏更多的手段。而另一面，国民党政府面对国内外日趋高涨的和平呼声，也作出了与中共和谈的架势，但是在具体条款的协商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却摆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即便中共在和谈条件上一再让步，也难以使国民党当局改弦易辙。这一切都被黄炎培看在眼里却又无能为力。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三人小组最高决定权虽然中共提出两点：A.三人不同意时得由美方代表单独报告上级，不必经他人会同；B.最高三人会议决定之原则下执行不一致时，得由美方代表决定。但中共虽如此让步，中央（国民党政府）仍不接受，坚持原议。东北中共驻军，限于延吉、海拉尔、嫩江三处，没处一师，原定中共一师，此增出之两师，须移苏北两师充之。中央且提出关内察、热两省，须由中共全让出，威海卫、烟台亦须让出……

　　19、20、21、22日，黄炎培等人连续四天与周恩来协商和谈之事。于此同时，中共也极力推进关于和平条约的签署一事，并向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徐永昌表示，中共可以照国民党原方案接受。三方代表约定6月24日下午再次会晤商谈。

　　国共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因为中共的让步而有所缩小，民建却仍在极力为和谈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6月21日，民建在《联合晚报》、《大公报》、《时代报》、《中华时报》等媒体同时发表《为挽救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声明。

　　民建甚至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在关键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是因为社会外界对其所施加的压力不足。6月23日，由民建会员为主体的“和平请愿团”，从上海出发赴南京请愿和谈。临行前数万人送行并高呼“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

　　火车从11点发车，一路上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各种骚扰，晚上7点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又遭到数百名伪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围殴，长达四五个小时。暴徒持续辱骂、殴打请愿团成员，直到11点国民党当局才派宪兵到场“维持秩序”，受伤的成员被送去医院救治时早已是血流满面，财物被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1946年6月23日星期日

　　晚六时顷，上海五十三团体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阎宝航、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雷洁琼（女）、吴耀宗；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秘书胡子婴（女）到下关，意在向中央、中共及马歇尔特使表示公意，呼吁和平。抵车站突为自称苏北难民之暴徒数百人包围，不许出站。始而诘责，继而辱骂，置蒉、盛、包、张、吴、陈（立复）、胡于别室，而围住其余诸人。相持至深夜，在场监视之宪警散去，虽肆行攒殴。马、阎、雷、陈（震中）、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及民盟派往照料之职员叶笃义皆伤。我等频频得到报告：“到了”，“代表为围了”，又讹传“代表出来了”，既而又报“被围仍未出”。我乃偕漱溟于夜一时半顷访冯焕章（冯玉祥，编者注）于其家（上海路一三二号），由冯电话告警备司令张镇，未及复称暴徒已驱散，各代表已进城，问所洽之旅馆则无有，回家少息，而叶君被舁归，知诸人受伤皆颇重。

　　对于“下关惨案”全过程，黄炎培在日记里做了详细的描述。声势浩大的请愿团未及发挥作用，就被凉水扑灭。若非冯玉祥的干涉，请愿团成员的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民主人士心知肚明，却仍希望以此作为条件换取蒋介石对于和平的让步。

　　24日下午，请愿团成员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蒉延芳出席国民参政会，盛丕华代表请愿团发表了声明。6月28日，蒋介石迫于无奈，接见了蒉延芳。蒉延芳向蒋介石陈述了内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转达人民厌战的情绪和渴望和平的要求。蒋介石最后保证：“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然而就在同时，蒋介石却密令刘峙调动大军开始了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内战全面开启。

　　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同时也向美国证明：他有能力彻底消灭共产党。1946年7月到12月，国民党政府从共产党手里夺取了165座城镇和174000平方公里土地。受到一连串军事胜利的鼓舞，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共和民主人士的极力反对，宣布召开了国民大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

　　此时的黄炎培已经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虚伪，所谓的和谈只是为了应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牵制美国政府，蒋介石独裁本质没有一丝改变。于是他严辞拒绝了参与国民大会的邀请，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

　　1946年11月14日星期四

　　潘公展及新之、月笙皆谆劝余参加国大，余坚拒。

　　1946年11月16日星期六

　　至仲明家午餐，雷儆寰追踪而至，劝余参加国大，且言政府将改组，并劝参加政府，笑而谢之。经两小时始去。

　　1946年11月21日星期四

　　四时，至桂公馆共月笙、新之、问渔、卫玉谈余之出处、凡二小时，月、新劝参国大、政府，余坚辞。

　　经历了“下关惨案”，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在政治上逐步趋向成熟，“不右倾、不左袒”的政治方针也迅速发生变化。1946年12月31日，民建与民进、九三学社等11个政团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认为“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1947年1月3日，民建召开常务理事会，详细地讨论时局问题，一致通过《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再次表明了民建反对“国民大会”的态度。

　　1946年12月31日星期二

　　出席同盟预备会议，通过对国大宪法不予承认之宣言稿。

　　1947年1月3日星期五

　　午后，民建会常务理事会，对“国大”通过之宪法，未依政协决议之手续，公决表示不同意。

　　终于，民建放弃了寻求第三条道路，转而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时至今日，人心向背仍是最大的政治，此言诚不虚也。

　　二、国民党政府经济的全面溃败

　　国民党政府最终失利的原因，除了失去政治信任，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全面崩溃。1935年民国政府开始实行币制改革，决定发行法币。为解决内战所需要的军费，法币发行量不断增加，直至失控。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法币发行量约为5569亿；到了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已经达到了3万5千亿，同年7月增至10万亿以上，并且这一数字仍然呈几何倍的增长。到了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前，该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04万亿元。

　　超发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毁灭性遭难。1945年—1948年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的失控也被如实记载到了黄炎培的日记当中，他每个月的理发费为通货膨胀做了最好的注脚。

　　1948年5月4日星期二

　　理发13万元。

　　1948年5月27日星期四

　　理发，十八万元，最简式。

　　1948年6月19日星期六

　　理发，二十万元。

　　1948年7月13日星期二

　　理发，四十万元，尚是最简式，昨三岁幼孩方方理发二十万元。

　　1948年7月30日星期五

　　理发，九十四万元。

　　1948年8月15日星期日

　　理发，一三〇万元。

　　黄炎培日记素来以言简意赅著名，但唯独将每次理发的费用都一一清楚的记录在内，很显然，他已经将理发的费用当成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晴雨表。1948年5月至8月短短三个月，消费价格指数就上升了整整10倍，怎能不叫普通老百姓叫苦哀哉。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同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为确保命令的落实，同时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

　　1948年8月20日星期五

　　下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发行金圆券，法币三百万元合一元。

　　禁金银外币买卖、持有，限九月三十日前兑讫。

　　黄金一两兑金圆券二百元。

　　银三元。

　　银币二元。

　　美币四元。

　　……

　　生活指数发薪办法废止，员工薪以八月上半月为准。

　　金圆券发行的目的在于限制物价的飞涨，条例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严重偏离了市场规律，反而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地下，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混乱。

　　金圆券发行的初期，国民党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勒令收缴民间的金银及外币，大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慑于政府的淫威，无奈只得服从政令，将积蓄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这也造成了工业生产状况进一步恶化、劳资纠纷不断凸显，给原本就在垂死边缘挣扎的民族企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与此同时，官僚资产及大资本家则通过各种手段隐匿黄金、囤积居奇，导致市场交易大幅减少。蒋介石为了推行货币改革，特意安排蒋经国为副督导前往上海“打老虎”，抑制哄抬、居奇的行为。蒋经国来到上海之后，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一时间也确实提升了民众对于金圆券的信心。

　　一心“打老虎”的蒋经国最终查到了孔家身上。孔祥熙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利用雄厚的资金，用外汇在美国购置了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之后，以黑市美钞价进行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蒋经国为此查封了扬子公司的仓库，然而在孔家不断施压之下，蒋介石将蒋经国调回南京，扬子公司的案件自动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戛然而止。

　　1948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的盖子一经打开，物价再也不受控制，由此引发的是金圆券的急剧贬值。

　　1948年11月7日星期日

　　物价飞涨，商店皆闭，米每石因廿元（十月底以前限价）而一百元，而三百元，而四百五十元。

　　1948年11月11日星期四

　　黄金、美钞又公开买卖了。

　　1948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了对发行总额的限制，加速了金圆券的全面溃败。自此消费价格指数如脱缰野马，开始野蛮飞涨，短短几个月间，黄炎培在理发上的费用又开始激增了。

　　1948年9月11日星期六

　　理发五角。

　　1948年10月3日星期日

　　理发，（金）七角五分。

　　1948年11月1日星期一

　　理发，一元。

　　1948年12月2日星期四

　　理发十元，酬一元。

　　1949年1月20日星期四

　　理发100元。

　　短短四个月，黄炎培理发的费用又增长了200倍。叶落知秋，金圆券得全面崩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徐中约教授《中国近代史》的统计，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之间，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则上扬了天文数字般的135742倍。直到国民党政策倒台，经济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通货膨胀和财政失措毁坏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计，并彻底破坏了国民党政府的信誉，人心已然不可挽回。

　　眼见官僚资本家大发国难财，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黄炎培内心的愤恨之情不言而喻。如果说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欺骗性还只是让黄炎培感到失望，那么货币改革中出现的“冰火两重天”则真正揭示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令黄炎培感到无比的绝望。

　　“天公无语对枯棋”，局势已然无可挽回，只有与过去彻底决裂才能救民族于危亡。此时的黄炎培已经认定，只有跟随着中国共产党，才能缔造一个全新的中国。

　　三、从响应“五一口号”到组建联合政府

　　经过几次事件之后，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建与国民党政府渐行渐远。终于认识到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更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镇压人民的真实面目，决裂已是必然。

　　1947年5月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各级党报揭露民建等团体的“共产奸谋”。10月起，国民党当局在上海、西安、杭州等地先后屠杀爱国人士和各名青年2000余人，开始了对民主力量的反扑。此时的民建总会只能转入地下，总会刊物《民讯》也在出版了四期之后被迫休刊。

　　生死存亡之际，中共再一次向各民主党派伸出援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此时的黄炎培，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点关照”，虽仍坚持写日记，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日记的内容已经春秋笔法，再不敢直抒胸臆。

　　1948年5月2日星期日

　　虹桥共表方（张澜，编者注）、努生、笃义（叶笃义，编者注）会谈，甚注意中共五一广播第五节。

　　“五一口号”一共23条，被黄炎培等人特别在意的第五条内容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事实上，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内政部就已经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建深感唇亡齿寒。11月18日黄炎培等人组织在沪的理事、监事召开会议，将民建理事、监事和主要骨干编入以青建、英建、包建、寰建等为代号的活动小组，开展秘密的地下活动。自此以后，民建的活动也由维护、贯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逐步转向配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

　　“五一口号”恰在此时发布，无疑给前路踟蹰的民建提供了一个前行的目标。1948年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

　　1948年5月23日星期日

　　夜，民建常务理监会议，厥文、絅伯、卫玉、丕华、复亮、寰澄、巳生、纪华、佐才、康年、太朴及余，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

　　如此重要的会议，日记中也不能秉笔直抒，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会后，民建决定由章乃器、孙起孟为代表，与在港的中共代表保持联系。

　　这个决议，是民建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变。民建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黄炎培并没有感到恐惧和畏缩，而是把它比喻成了冬天，当作是对自己重大的考验。

　　1948年6月18日星期五

　　题陈志中人类的春天

　　为了一般人期望著春天，而春天来了；

　　一般人方留恋著春天，而春天又去了。

　　可怜若干人当不了严冬的考验，以致享受不到春天的美丽。

　　1948年后，国民党政府在国内战场上不断失利，战局已成倾厦。“五一口号”被社会各界响应，更是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新一轮对于爱国人士的迫害随即到来，寓居上海的黄炎培也被纳入了特务们的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

　　1948年10月6日星期三

　　夜八时，为向仲明甥电灶装置事，偕维坐阿福自备三轮车到仲明家，降至，途遇仲明，停车立谈后折回，道经德义大楼，乃入路路家，少坐即行。阿福告我，顷一个三轮车夫言：“有一服装漂亮年约三十岁左右者，从容康弄外雇我车尾随，你们立谈则站在身旁，折回则亦折回，上楼则亦上楼，给我车费一元（该五角）云云。”真吾诗（六月八日）所谓“何事门逻入夜盈”了。

　　黑夜之间，被陌生人一路盯梢尾随，若非车夫提醒，黄炎培还全然不知。第二天仍处在危险中的黄炎培变更了原定的访问计划，开始深居简出。而稍后传来的消息，更进一步证实了猜想。

　　1948年10月7日星期四

　　到社。因有逻者（见10月6日诗，编者注），虹桥之约、今夜会餐之约，均谢却。

　　昨晚采丞来告卫玉，顷月笙嘱叙五来，告确被注意，月笙闻系谣传吾将去海参威，故加防范。为之一笑。

　　1948年11月22日星期一

　　午，胡叙五来，述杜月笙嘱告，政府将不利于我，在此数日内宜暂避。因照办。

　　1948年12月1日星期三

　　昨月笙又嘱叙五转告，势已松懈，可无须避了。

　　黄炎培在这段时间靠着杜月笙的消息谨慎度日，此时的他已经对这个时代没有一丝的眷恋。这期间，他卖掉了丁家弄的房屋，随时做好准备离开上海，奔赴解放区。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两次致电中共华南分局，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人民政协和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

　　1949年2月14日星期一

　　明日化妆走香港。是为第三次亡命：（一）清光绪廿九年七月去日本，（二）民十六、五、十九去大连。

　　1949年2月14日，黄炎培收拾了所有的行装，举家前往好友家过夜，一路上为避开耳目还特意换车前行。第二天早晨六点，乔装改扮后的黄炎培全家登上前往香港的客轮，正参加中共组建的联合政府。

　　到达香港之后，黄炎培不仅召集理、监事会对民建的立场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更是时常与中共代表进行接洽联络，表达观点、商谈国是。

　　3月14日，黄炎培奔赴北平，参加中共所主持的新政协。北航途中，黄炎培独立矗立在黑暗的船头，以迎接黎明般拥抱即将来临的新中国，一时竟令这个七旬老人“老夫聊发少年狂”，他蔚然作诗数首。

　　1949年3月19日星期六

　　《诗海行》

　　（一）

　　这不是我的家山吗？好一片大陆，青沈沈地横卧，从南到北，

　　落日下，血染着，这是什么呢？一会儿歌，一会儿哭。

　　这中间还有多少兄弟姊妹，他们宛转着，一重重桎梏。

　　（二）

　　海波那么汹涌！离群的鸥鸟，他无聊吗？

　　不！不！

　　他羞耻了，白门绿柳下，啁啾的娇声，在歌舞中。

　　他拚把那伟大的生命，贡献给天空。

　　这是当然的，只有大仁能鼓起大勇，他拚把呼啸来代吟咏。

　　看哪，海波那么汹涌，他在憧憬了。

　　那开着怒翼，从黑沉沉雾罩下，几时发见一轮朝旭，

　　红！红！

　　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更是对中国未来的期许。

　　3月23日上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全会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能决不当李自成！”

　　也许是巧合，毛泽东、黄炎培他们一西一南分别出发，竟都能在3月25日到达北平。下午，中共高级领导人为远道而来的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仪式结束后，黄炎培随同毛泽东主席一起进行了阅兵。

　　毛泽东、黄炎培，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个是民主人士的代表。早在1945年的7月，他们就在延安窑洞有过深谈。当时黄炎培对毛泽东关于民主的理论深感钦佩，嗣后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下了：“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的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9年，历经百转千回的黄炎培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众共产党领袖，历史的江河湖海在此刻汇聚，汇聚成建设新中国的磅礴力量。自此也正式开启了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风雨历程。

　　历史烛照现实。站在历史的崇楼，回望前辈的足迹，更能够把民建光辉的历史和发展的趋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处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民建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依然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这是《黄炎培日记》中告诉后人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