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陈宏民:从“三横三纵”上切入数字化转型

来源:2021-03-23 《解放日报》 发布时间:20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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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数字化升级来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升级,这个转型不是局部的,而要实现全方位覆盖,推动经济、生活、治理“横向三领域”的全面数字化转型。这三大领域对应城市的三大行为主体:市民、企业和政府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还应该有纵向的视角考察,即实现价值效应、示范效应、平台效应。这三个层级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难,但一层比一层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和长远,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应该关注的方向

  《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提出上海“到2035年,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目标,强调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

  日前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比如,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坚持放管并重,促进发展与规范管理相统一,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战略,是面向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举。上海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无论从顶层设计的理念,还是从经典场景的高度,都必须注重“三横三纵”。

  数据挖掘和利用还有一段路要走,数据孤岛与信息安全仍是一对矛盾

  什么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数字化升级来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升级。这个转型不是局部的,而要实现全方位覆盖,推动经济、生活、治理“横向三领域”的全面数字化转型。

  这三大领域对应城市的三大行为主体:市民、企业和政府。城市转型当然要让这三类主体都有获得感:市民需要生活数字化,企业需要经济数字化,政府需要治理数字化。把这三大领域做好了,就能在工作和生活能级上得到明显提升,城市整体能级随之提升。

  经济数字化是把各类经济活动进行数字化覆盖。从创意到研发,从制造到销售,通过数字化连接,实现快捷、柔性、可追溯;通过数字化替代,实现安全、新颖、低成本。

  近年来,数字化在我国许多产业尤其是消费服务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零售、餐饮、医疗、教育、金融、传媒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即便在这些领域里,产业数字化依然有很大发展空间,许多领域的核心业务距离数字化服务还有相当距离,基于数字化的数据挖掘和利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数据孤岛与信息安全仍是一对矛盾。

  更重要的是,在工业制造领域,数字化应用还刚刚起步。工业互联网无论是跨行业赋能还是同行业连接,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生活数字化重在为城市生活打造更加便利、安全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虽然消费互联网发展迅猛,可从用户视角来看依然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

  比如,零售餐饮的质量和食品安全,需要用数字化去提升追溯能力;养老领域日益增加的需求压力,需要用数字化设备让老年人群更加适应;医疗教育领域的核心业务在线化,需要用数字化去营造新场景。

  治理数字化的目的是提高现代化城市的治理效能。上海的“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即俗称的“两张网”建设,开启了数字化治理的征程。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两网融合,运用数字化在服务上和管理上发力。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翼齐飞,政府、企业、社会才能相互助力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还应该有纵向的视角考察,即实现价值效应、示范效应、平台效应。只有持续提升这一“纵向三效应”,才能使城市数字化转型达到应有的高度,真正成为国际数字之都。

  价值效应涉及数字化转型的目的。通过数字化转型,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在效率上要得到提高,在能级上要得到提升,整个经济的财富创造能力、价值实现能力要获得根本性改善,并为未来持续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在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治理能力等方面,同样要强调用创造和转移价值的能力来衡量数字化转型效果。

  现在有人讨论,数字经济的核心究竟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翼,反映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数字产业化”强调对基于数字化的技术、设备实现规模化的量产,“产业数字化”则是经济社会对数字技术、数字设备和相关商业模式提出的巨大需求,二者不可偏废。

  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场景日益丰富,许多产业尤其是消费服务领域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但相对而言,在数字技术和数字装备的基础技术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

  从整体上看,我国“产业数字化”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只有基于数字化的供需两旺,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社会才能持续发展;只有“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翼齐飞,政府、企业和社会才能协调发展、相互助力。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模式之间的有机整合,面临公共政策对传统业态和新型业态的合理调节。相关工作尤其是前期试错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及时总结经验,为更多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启示,减少“走弯路”的成本。

  对政府部门而言,不仅要做好顶层设计,提供财力上的支持,更要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及时披露信息。

  同时,示范效应不仅是对内的,还要注重对外。上海作为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强、人才资源丰富、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中要勇于发挥示范和样板作用,为“经济数字化”建立上海模式,为“生活数字化”形成上海风格,为“治理数字化”制定上海标准。

  除了示范,还应该赋能。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上海在一些重要产业和重要功能方面,依托数字化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形成一系列产业平台和功能性平台,通过有效连接、精准匹配,帮助全国各地进行各类资源对接,为协同发展转型赋能。这种更高层面上的循环互动,反过来对上海也是一种赋能。

  更重要的是,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不仅要实现数字经济全国领先、数字化设施世界一流,更重要的是提升数字化辐射能力,在新高度上成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极。这就要发挥平台效应,不仅在城市竞争中发挥优势,更要在区域合作中强化辐射。

  平台效应与示范效应不同。示范效应是指我做得好,你们可以向我学习,从而提升你们的水平;平台效应更多的是借力打力,通过各类数字化平台聚集更多资源,利用先进技术为更多的伙伴赋能。

  长远来看,平台效应比示范效应更具有可持续性。偌大的中国,各地资源环境、人文情况各有不同,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常常遇到不少样板虽好却难以效仿的例子,从而失去示范的意义。况且,示范效应越强,意味着趋同性越强。各地以同一种模式运行,难免会催生不利的竞争态势。

  平台效应则不同。通过搭建平台,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发挥整合能力,使得竞争成为合作。对方不必向你学习,只是享受你对他的赋能。每个伙伴既是为之赋能的客户,又是为其他客户赋能所需的资源,你要做的只是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提升资源整合能力。

  价值效应、示范效应、平台效应是三个不同的层级,也是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时应该关注的方向。这三个层级是纵向的,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难,但一层比一层也更为重要,影响更为广泛和长远。

  克服“封闭式内循环”倾向,进一步强化平台优势、平台思维、平台追求

  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上海要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应当大力提升平台效应。

  一方面,发挥数字化建设的平台效应,有利于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完善。

  目前,各地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指引下积极转变理念、调整格局,以适应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格局。我注意到一种新的令人担忧的现象——各地在打造全产业链时有“封闭式内循环”的倾向,这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国内大循环必须是全国一盘棋,构建的是开放型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地方行政力量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干预,尤其是“画地为牢”的苗头必须及时遏制。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信息交流与远程合作,对于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可以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发挥数字化建设的平台效应,有利于错位竞争,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整体效能。

  发展数字经济是“英雄所见略同”,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成为不少地方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来看,相关领域的竞争态势远远超过合作意愿。上海在其中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也面临重重挑战。如果能够借助这一轮数字化转型、提升平台效应,与周边地区和其他城市区域形成错位竞争,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为互补关系,彼此赋能,共同发展。

  区域协同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也是最大的难点之一。长三角地区是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城市之间差异化程度不大,趋同化倾向始终存在。按照传统思路,最好是高能级城市发展高端产业、低能级城市发展低端业务。但现实情况是,低能级城市并不甘心“低就”,而高端产业的门槛也并不高,因而分工协作往往流于形式。

  如果重视平台思维,积极搭建和发展产业化、功能化平台,就会减少同质化竞争。在这方面,无论是建设“五个中心”,还是强化“四大功能”,以及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都有着浓厚的平台色彩,体现了上海的城市抱负。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上海联合苏浙皖三省积极推进协同发展。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打造到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建设,无一不是为了打造能够产生聚集效应、扩散效应的综合型平台,集创造价值、打造样板和营造平台于一体。

  在打造平台的过程中,上海需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

  一是要有平台的优势。平台重在整合资源。尤其随着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两大功能,上海在研发和高端制造方面还应进一步积累优势。

  二是要有平台的思维。平台的作用在于赋能,特点在于共生。举个例子,平台掌握的信息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资产,可通过大数据服务技术,向企业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同时,可运用信息来策划与用户的共同行动,以契约方式形成深度融合。

  三是要有平台的追求。比如,不同于一般企业追求销售额和利润,平台型企业往往更看重用户规模、流量等。这些指标代表吸引更多的用户上平台,代表能让合作伙伴获得更多利益,代表形成了更大的商业生态圈,而不仅仅是自身有多大利润。

  总之,把数字化转型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主攻方向,需要有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在上述“三横三纵”上发力,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切入口。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行业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兼任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系统管理学报》杂志主编,出版《平台竞争》《双边市场》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