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精神永放光芒

发布时间:202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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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上海市委理论研究委员会执行主任 毛韬

  导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演讲报告,他说:“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可见中国辛亥革命对之后的诸多次革命起着“继承先驱遗志、激励继往开来”的重要引领作用。

  110年前,在中国的大地上曾发生了一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这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彻底结束了自公元前21世纪夏朝奴隶制社会一直到110年前还存在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新的民主共和思想广泛深入人心,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永不磨灭的。这正如周恩来先生曾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做过一个中肯的客观评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是经过辛亥革命的砸碎思想禁锢,浴血爱国精神,敢于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把中国延续了2100多年的反动封建帝制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由此孕育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思想革命运动。

  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扣响着民族奋进号角的主旋律。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反抗腐朽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爱国者始终以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为已任,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是“投身为国,以义灭身”,其人其事留存青史,彪炳千秋。这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捐国之躯,历经千百年的淬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不朽灵魂和优良传统。可以说如果没有110年前无数辛亥革命志士的抛头颅、洒热血,就不会孕育出中华民族觉醒的五四运动。回眸110年前辛亥期间,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事迹,让我们的心灵深感震撼和自励,辛亥精神不死,辛亥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高耸丰碑之上。

  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孩童时代,大约在他9岁时的那一辛亥年,就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烈士悲壮牺牲后的血腥场面。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曾经回忆写道:“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情我全不清楚。等到我照常醒来时,只见全家中早已起身,各个人皆脸儿白白的,在那里悄悄的说些什么。我问‘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正说着,高个儿叔父从外面回来了,满头是汗,结结巴巴的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四百一十个人头,一大串耳朵,一十七架云梯,一些刀,一些别的东西。对河还杀得更多,烧了七处房子,现在还不许人上城去看┄┄。’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毛竹作成(就是把一些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的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现在却有那么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的东西,革命算了,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正是那些众多被砍头颅、被割耳朵的辛亥革命先驱者的流血牺牲,才激愤了后来者们的前赴后继、继往开来、英勇斗争。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八年,中国的大地上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在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从思想、道德和文化方面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刻批判,从而揭开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五四运动也成为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同志曾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个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把“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确定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称之为比其同一时代稍早的资产阶段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最显著特点。就是20世纪初的中国,通过一系列的从“辛亥精神──五四精神”的传承与接力,使当时的新民启蒙、新民教育、新民觉悟、新民革命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从而使得整个混朽中华“老大帝国”逐渐开始脱胎换骨,变得“少年进步了”。

  一.回眸百年苍桑浴血民族精神

  大凡现代中国的读书人都读过著名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所撰写的《别妻书》,尤其是那一段感人肺腑的永别话语:“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110年来这段100余字的决别留言,曾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无数正直的中国人。林觉民(1886─1911),字意洞,号抖飞,福建闽侯县(今福州市)人。他在1911年得同盟会通知,从日本回国约集福建同志参加起义,在袭击总督衙门之役中不幸中弹被捕。在审讯中,林觉民慷慨陈辞,宣传建立共和的革命主张,痛斥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临刑谈笑自若,从容就义,年仅二十五岁。与林觉民一样的辛亥志士给我们后人们所留下的珍贵遗言还有许多许多,比如辛亥革命烈士方声洞在《诀别书》中劝慰他的父亲,要以“国事为心”,不必为儿子的死过分难过。他说:“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方声洞烈士这番劝慰父亲的话,代表了千百万为国捐躯烈士的心声,他们赴死殉国时,都是以这种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支柱的;再比如以“革命军中马前卒”为笔名的邹容烈士,在其所著二万余字的《革命军》一文中,深刻揭露清王朝专制统治,阐述民主革命主张,热情讴歌革命,他说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顺乎天而应乎人”。他强调指出:“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统治者,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在《革命军》一文中还最早明确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并于20岁时牺牲在狱中。1912年辛亥革命后,追认邹容为革命“大将军”称号。还有同样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后,虽备受酷刑折磨而坚贞不屈,她写下《绝命书》说:“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之后,她大义凛然地赴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孙中山先生亲自为秋瑾烈士书写了巨幅挽幛,以沉痛悼念这位辛亥革命的巾帼英雄。更有辛亥烈士李德山和陈更新在临刑就义前分别大声说:“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杀身成仁,古有明训,请速死我!”正是由无数象林觉民、方声洞、邹容、秋瑾、李德山、陈更新这样众多的辛亥革命热血志士前赴后继、英勇献身,才换来了整个中华民族跨入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孙中山先生对辛亥年的黄花岗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1921年12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孙中山先生沉痛悼念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队伍役并寿。”鲁迅先生也特别撰写了一篇题为《黄花节的杂感》一文,后收入《而已集》。他说:“这次起义虽然失败〔注:特指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但当年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前驱”。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的统治,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浴血精神,雄健了“少年中国”的刚健之心,并且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此时“新民启蒙与少年中国”的民族觉醒已经到来,所以讲辛亥革命为中国后期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新民启蒙、新民觉醒、新民教育”的先河。

  (一)新民启蒙与少年中国

  近代中国大地呈现列强割据、满目疮痍的悲惨局面,这犹如梁启超先生在其作著的《变法通议》中所描述:“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这段著名文字记载所谓的“老大帝国、今渐澌灭”的状况。梁公身在其中,目睹清廷垂朽,列强分割,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而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以后同样的感叹声音又发自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林语堂等人,林语堂在他撰写的《中国的国民性》文章的开场白中,就说了一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服气的屁话:“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实际上林语堂说了一句不是“唱诺、磕头、请安”的大实话。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过那么漫长而沉重的因袭重负,几千年来,中国人从幼年时起,头脑就不断被灌输着“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并且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当时的中国人在这种制度下,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所谓的等级“名分”,不允许有丝毫逾越。所以讲中国要从如此沉重的精神束缚中摆脱出来,如果没有辛亥前期的新民启蒙教育,没有辛亥志士的浴血捐躯,中华民族要从封建镣铐中获得自身解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的“新民”两字,是取古书《大学》上“在新民”,及古籍《汤诰》上“作新民”的意思。在新民启蒙时期,梁启超曾自称为“新民子”他积极倡导“新民之道”,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当时梁启超就曾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了许多时论文章,他说:“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造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当时的新民早期教育启蒙开智了国人被“三纲五常”所禁锢的腐朽思想观念,为此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开始。当时的改革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为国殉难,他们不怕死的浴血精神,教育并感召了后继的革命者们,这六位革命先驱者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梁启超先生在他撰写的《谭嗣同传》一文中,记载了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些情境,“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后来通过了辛亥浴血的前赴后继、捐躯奋战,中华民族才逐渐从觉醒迈向觉悟,而中华民族真正觉悟的标志却是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真是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才使得老朽衰败的中国,犹如老树逢春一下子变得青春少年了。当时,“五四”诗人康白情先生乘船离开上海时(注:康白情先生曾参加过“少年中国会”),就曾深情吟诵了一首《别少年中国》的诗句:“黄浦江啊!你底水流得好急呵!慢流一点儿不好么?我要回看我底少年中国呵!……酬我青春泪,对你们辞行:我的少年中国呀!愿我五六年后回来,你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底兄弟姐妹们呀!愿我五六年后回来,你们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底妈呀!我底婆呀!愿把我青春的泪,染你们底白发,愿我五六年后回来,摩挲你们青春的发呵!”在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中,我们仿佛看见了当时一缕振兴中华的“少年中国”金色朝霞,已经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二)新民觉醒与辛亥变革

  近代中国社会经过新民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严复的《天演论》到孙中山的“大同思想”逐渐开始深入人心。严复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于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赴水师“建威”舰实习。光绪二年(1876年)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同期赴英的同学中,包括后来在甲午海战中的将领刘步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十数人。严复学成归国第二年(1880年),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水师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任总办(校长),后来还曾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这对严复产生了很深的刺激。当时他在自己写的一篇题为《救亡决论》一文中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要‘变法’必须取西方知识的精华,拿来促我。”于是他着力翻译西方新思想、新知识的著作,其中英国学者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籍。赫胥黎的《天演论》原书共计五篇论文,而严复所译仅仅是其中两篇,但就是这短短的两篇文章,给当时以及后来数十年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世界观。梁启超读后称之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后来鲁迅的许多文章中也闪烁着《天演论》的思想。早年的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也对严复的翻译著作花过很大一番苦读功夫,后来毛泽东曾经说过人们很熟悉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以及“人定胜天”的思想,我们在《天演论》里,都能找到相近的言辞,如:“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在中国新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1949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他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著名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自从一八四Ο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尤其是自严复和孙中山对中国走向开明共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严复自1898年译出赫胥黎《天演论》之后,至1914年又译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今译为《社会学原理》)、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今译为《论自由》)、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为《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密克的《支那教案论》和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部名著。正是通过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使得当时许多中国旧知识分子感悟到严复所译《论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氛围,知晓了“社会之好恶,抑社会强有力者之好恶”,“夫弱肉强食,一群之内,民之所患无穷,不得已奉一最强者,以压无穷之猛鸷。不幸是最强者,时乃自啄其群,为虐无异所驱之残贼,则长嘴锯牙,为其民所大畏者,固其所耳。故古者爱国之民,常以限制君权,使施于其群者,不得恣所欲为为祈向。其君所守之权限,其民所享之自由也。”严复通过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如此精辟的论述,启蒙教育了古老帝国四万万“留辫臣民”,让臣民摆脱其精神束缚,自觉走“革”封建帝国之命,从而让自己获得“新民再生”的光明前途。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成为了新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个大同世界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和谐社会,孙中山先生曾经把大同社会称之为“新共产时代”,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有共用”,到了这种地步,一切都以“天下为公”了,对此列宁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时,李大钊先生也特地为他撰写了一幅212字的长句挽联,上联为:“广东是现代史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于斯。先生挺生其间,砥立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陶新涤旧,揭民族大义,屹然再造乾坤。四十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红血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下联为:“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而来。吾党适丁其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振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秉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这幅长联歌颂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向前的继续革命的英勇精神。

  (三)新民教育与振兴中华

  137年前(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怀抱救国大志,联络了20多位关心祖国命运的华侨人士,在檀香山的火奴鲁鲁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秘密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成立宣言,该宣言中明确提出民族危机严重,号召爱国志士团结奋斗,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也有一段简短而撼人心灵的疾言:“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就是这句著名的“振兴中华”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们前赴后继,继往开来。在这跨越了两个世纪的传承接力中,“新民教育”始终成为这个攸关“振兴中华”之举措的重要法宝,它历经我国数代先贤哲人的薪火相传,激励奋进,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前所述龚自珍、梁启超等人开了“新民教育”的先河,梁启超在其所著的《释新民之义》一文中说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1895年10月26日(夏历九月九日),孙中山和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起义之前已被清政府广督谭钟麟知晓,起义失败,陆皓东、程奎光等数十余人被捕被杀。这次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通缉抓捕孙中山等多位革命党人,从此孙中山剪发改装,流亡海外16年。孙中山在海外流亡期间,仍在伦敦的《双周论坛》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等文章,深刻揭露清王朝的黑暗腐败,他提出:“要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地道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府”。为了加强革命宣传工作,1899年,他又派陈少白去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之下。当时的中国逐渐出现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在上海、东京和香港,以及南洋、美洲等地,创办了120多种报刊,出版了大量的小册子宣传革命。最早的是1901年创办于日本的《开智录》、《国民报》等。在国内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中,涌现出许多宣传家,最著名的是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章炳麟在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国内轰动。他还在上海的《苏报》上著文,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称该文“为义师先声”,备加推崇。邹容在上海《苏报》案章炳麟被捕入狱后,勇于挺身投案,死于大牢之中。陈天华积极参与编辑《游学译编》、《新湖南》等革命书刊,大力宣传民族革命。在他所写的大量反清反帝文章中,以《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他以炽热的感情、犀利的文笔和通俗透辟的道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阐明民主革命的道理,指出清政府已经是“洋人的朝廷”,号召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个政府。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慷慨陈词:“吾今欲结两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创。吾愿与同胞共勉之!”在革命思想的鼓动下,各地又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许多群众性的教育学会,如江苏的励志学会、知耻学社、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华阳阅书报社、公德社,上海的锐峻学社(注:该学社是由秋瑾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祥庆里一幢旧石库门民宅里创办,并出版发行了《中国女报》等革命刊物)、旅沪福建学生会,福建的益闻社、文明社,江西的易知社、自强学会,安徽的爱国会、岳王会,广东的群知社,贵州的自治学社,云南的誓死会等。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教育运动,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7月1日,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组建“少年中国会”,以及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建的“新民学会”等,都是为了传播辛亥变革的新思想,唤起民众觉醒的“新民教育”活动。笔者从许多史料中还发现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建“新民学会”,是深受了“少年中国会”和《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和《晨钟报》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早先毛泽东和恽代英等多位中共领导人,在他们还未入党之前(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都加入过“少年中国会”,他们都是“少年中国会”的骨干成员。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也正是在这个“少年中国会”中,开始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当时毛泽东已能背诵“少年中国会”创始人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可见“少年中国”的新民教育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具有极其重要“开民智、兴民权”思想教育的促进作用。

  二.凝聚核心价值雄健少年中国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凝聚民族核心价值的起点话,那么其经过百年砥砺的最大变化,是雄健了今日21世纪“少年中国”的体魄和精神。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最富有创新变革的时代精神。例如《周易·乾·文言》中讲:“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它揭示了国人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汤《盘铭》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意即如果每天能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间断地更新再更新。《周易·系辞传》也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意为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就会达到量变的极限,就会遇到制约和阻滞,要想继续通达,需要适时创新变革。以及要求人们不要固守于旧有典章,而要与时俱进的考虑问题和处理事情。在中华民族的典训之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盘古开天等千古传唱的故事,无不折射出我们民族内心那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开拓进取、永不停息、奋发向上的精神。

  (一)辛亥革命是共和民生﹑继往开来的民族觉醒

  2021年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110周年的纪念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近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打开了禁锢之闸门。而且当时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辛亥革命,也极大震撼了寰球五大洲16亿的人们,使其成为当时继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后,又一起具有划世界时代意义的大革命。20世纪初的中国辛亥革命,催生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由此其也就成为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件历史性事件。这对当时还身处在十月苏维埃革命之前俄国的列宁来说,当他得知近邻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后,就非常兴奋地告诉同伴们:“辛亥革命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所以中国的辛亥革命被公认为是20世纪初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伟大先导,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和伟大的贡献。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亚洲和世界历史上结束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新曙光的出现。辛亥的三民主义民主革命思想,对亚洲各国的影响非常巨大,诸如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潘佩珠等,都先后深受中国辛亥革命的鼓舞和影响,由此孙中山先生也被亚洲各国人民公认为“东方民族解放之父”。

  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其他革命运动,它以全新的姿态进行改天换地、浴血奋战的卓绝斗争,不仅取得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进步,而且使当时约4亿“老大帝国”的臣民中的爷儿们不再磕头下跪,剪辫觉醒,高呼革命,誓做新民。鲁迅先生在他所著的《头发的故事》等作品中,也描写了当时辛亥变革期间众多臣民变公民的精神状态。我们在这些作品中能够领略到辛亥时期有关民众觉醒的真实场景。广大民众对自己在国家所处的地位,已从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辛亥革命让四万万帝国的“子民”或者“蚁民”都长了胆量,敢于剪除自己后脑勺仍长着的那条又臭又长的“大辫子”,投奔起义洪流,浴血奋战,虽有无数“新民们”在血战中被俘、被杀、被剐、被砍头、被割喉、被割耳朵、被折臂破脑等惨状,甚至还有的辛亥志士被捕后,被清兵用七寸长铁针对准脑门,一钉致死。但仍有无数辛亥革命先驱者前仆后继,英勇献身,他们不为自已,而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可能也看不到的“民主共和”国家的光明未来,许多辛亥志士都将自己称之为“无我”,表示为了国家“民主共和”的新生,宁愿牺牲自己生命来“换天地”的决心。所以今年在“辛亥革命百年祭”之际,让我们永远记住下面这些辛亥英灵的姓名:陆皓东(注:孙中山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并且他还深沉缅怀说:“皓东沉勇,命世之英才,惜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跟随这位为共和革命捐躯者的“后死者们”包括了邹容、陈天华、黄兴、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马福益、刘道一、蔡绍南、熊成基、温生才、喻培伦、林觉民、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杜凤书、黄鹤鸣、余东雄、周华、徐进怡、徐临端、徐礼明、徐广滔、曾日全、冯超骧、刘元栋、林文、林尹民、方声洞、李炳辉、郭继海、江继复、马吕、秦炳、李晚、李文楷、陈文褒、游寿、劳培、徐茂燎、徐培添、徐熠成、徐日培、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刘六符、陈与焱、宋玉琳、饶国梁、李文甫、林盛初、李德山、罗仲霍、徐满凌、徐佩旒、徐应安、徐保生、徐廉辉、徐松根、徐昭良、陈可钧、李雁南、饶辅廷、庞雄、陈更新、陈春、徐容九、林修明、魏金龙、张学龄、陈清畴、陈发炎、罗乃琳、林西惠、石德宪、陈潮、卓秋元、罗坤、程良、周增、黄忠炳、王灿登、吴应升、华金元、阮德三、陈才、陈福、张潮、徐国泰、韦云卿、罗进、罗联、罗干、罗遇坤、陈甫仁、严确廷、李祖恩等,这里所记载的仅仅只是笔者还能够从有关资料和实地考察获取为数不多的英烈名字,还有更多的辛亥无名英灵的名字,至今我们再也无从考察了解。但就是这无数英灵为苦难中国获取共和民生的文明未来,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由此播下了“少年中国”碧血丹心为实现“振兴中华”的革命火种。

  (二)辛亥革命是新民教育﹑核心价值的民族进步

  晚清时期的中国,各种西方文明碰撞,产生了当时最深刻的一个思想命题──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问题。当时,严复就提出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认为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梁启超也主张欲“兴民权”,先“开民智”。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他痛定思痛,更进一步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后来梁启超在自己创办《新民丛报》时,干脆自谓其曰“新民子”,并且在他所撰写的《释新民之义》一文的开篇首句就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他在《论公德》一文中还进一步分析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并且还在文章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笔者从许多晚清至民国的史料书籍中也找到有关类似中国人大多“知有私德”,而“不知有公德”,只顾其小家,不关心大家(注:这里的“大家”指的是国家)的文字描述。为此梁启超曾十分悲愤的说道:“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已事者,皆公德之大义未有发明故也。”这就是辛亥前夜的“子民“或者”蚁民”的思想价值观状况。当时仅靠严复、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早期“新民教育”活动,是很难唤醒和凝聚起中华民族内在的“公德”核心价值。因此讲当时要唤醒和凝聚民族“公德”的核心价值,只有等待革命的觉悟者用大无畏“无我”的“抛头颅、洒热血”爱国主义精神的壮烈举动,来震撼和唤醒我们四万万国民的内心良知。正是一百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用无数先烈们的鲜血来洗涤人们的灵魂,才换来了后来继承者“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的中枢。孙中山先生曾经强调指出:在“人际关系中利人重于利已的原则”,他坚持认为:“重于利已的人,每每出于害人,也在所不惜;重于利人的人,只要是于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于牺牲自己亦乐于助人;倡导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体服从群体,奉献重于索取的原则。”“天下为公”是重铸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核心价值,是孕育民族之魂的精髓,是凝聚民族精神的支柱。辛亥之后,许多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们,如辜鸿铭、李大钊、鲁迅、毛泽东、钱玄同、林语堂等人继续投入到中国人的“国民性”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并且提出了自己对新民教育的不同见解,比如鲁迅先生所撰写的《药》、《阿Q正传》等作品,就深刻地揭露了国民的素质问题。所以笔者认为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不仅仅是推翻的了一个封建王朝,更重要的是它唤醒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即由先前“子民们”只讲私德,只顾小家,转变到弘扬公德,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国民性”大大进步。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民教育”活动就象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不断壮大。

  (三)辛亥革命是民族团结、振兴中华的历史丰碑

  110年来,中国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偏重于其武装斗争方面,尤其是今日,当我们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丰功伟绩的时候,仍看到我国一些地方,还在不断地为争夺哪个地方,才是辛亥首义的地方而较劲,究竟是武昌?还是广州?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对是错,其争议或者研讨没有什么太大的史学意义。众所周知,孙中山等人于1894年10月创立兴中会后,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发动过无数的革命武装起义,包括1895年10月26日(夏历九月九日)的广州起义,1900年10月8日的惠州起义,1904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的长沙皇殿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1907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西马笃山起义,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7月19日秋瑾和徐锡麟约定同时在浙江和安徽起义,1908年11月19日安庆起义,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中国虽在辛亥之年终于推翻了腐朽专制的封建制度,但这并非是一、二次革命起义一蹴而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实际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1895年10月就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动武装革命起义,在这16年间已有无数革命先烈用“抛头颅、洒热血”的为国捐躯壮举,才将封建腐朽的清王朝拼打得摇摇欲坠,其后经过辛亥年各地爆发的民众武装起义,才使革命获得成功。而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11月3日上海爆发的辛亥起义的巨大作用和历史地位,对于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孙中山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看,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并且他明确指出:“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参与辛亥上海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的李平书先生也曾经说过:“上海光复,为响应武昌首义之第一声,亦可云次义”。可见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独特、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这里笔者还需要特别补充一下鲁迅先生在《黄花节的杂感》对辛亥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牺牲战士的追记范围,(注:鲁迅称赞在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后,先前的黄花岗起义“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应该讲这16年来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英勇献身的战士们,全都成为了辛亥之年“革命成功的先驱”。由于他们在跨世纪的前赴后继、英勇献身,才换来了民主共和的国家新生。今天当我们在海峡两岸回顾和缅怀辛亥先烈们的时候,前者的百年祭奠将永远成为后人心中继往开来的一座高耸入云的历史丰碑。

  三.辛亥号角催奋进、百年砥砺铸辉煌

  值此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我们在追思辛亥革命的不朽伟绩,讴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弘扬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的时刻,跨世纪的“少年中国”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把自己的奋斗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与发展。100年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经过苦苦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功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今天,一个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趋向小康发展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让全世界的中华儿女倍感骄傲和自豪。可以说如今的中国大地上呈现出一派“辛亥号角催奋进、百年砥砺铸辉煌”的精神面貌。

  (一)辛亥精神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主体思想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它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和英灵,是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整个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石。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中枢,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本源泉,始终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精神与西方列强灭亡中国的罪恶企图进行着殊死抗争。百年辛亥浴血精神的“一课”,已成为当今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进步的强大动力,它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和民族核心价值的继承和高扬。古往今来人们总是赞扬爱国主义的壮举,谴责分裂祖国的卖国主义丑恶行径,把捍卫祖国的利益、关心民族的命运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言行,作为衡量一切阶级、政党、团体和个人功过是非的尺度。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气节、有奉献的中国人,应当以祖国和民族利益之上,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的价值取向。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爱国观念的凝聚和理性升华,是爱国观念的最高体现。它应当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要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二是要有为国为民“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三是要有维护祖国尊严、民族气节的责任意识;四是要有同分裂祖国行为作坚决斗争的思想意识;五是要有报效社会、建设祖国的贡献意识。爱国主义的主体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今日百年辛亥的浴血精神凝聚和激励了海峡两岸广大民众们赤诚之心,在“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巨大联合,中国台湾地区的主要党派──中国国民党、亲民党等完全认同中共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奋斗目标,现在“台独”之辈已处在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境地,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拥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历经磨难、生生不息、淳厚博大、兼容并包的民族伟大复兴之力量。百年辛亥的中国发展历程,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爱国主义时代的全新主题,它是以百年辛亥的“振兴中华”为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体现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并且要实现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

  (二)辛亥精神凝聚民族共同理想的核心价值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优秀的精神品格,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髓。百年辛亥所留给我们后人的最大财富,就是一种“忘我牺牲、振兴中华”的精神动力。110年前,无数辛亥先烈们用“投死为国”和“以义灭身”的英雄壮举,为我们后人们树立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应该具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然而相比之下,百年之后的国家已变得强大昌盛,然而民众的思想道德却变得多为“顾小家,而不顾大家”,“讲私德,而不顾公德”。如今社会充满着“拜金”世俗风气,一切都在“向钱看”。现在社会已至于到了人们见到跌倒的老人,都不敢上前救助扶起的自畏状况,这真是今日国人道德大大退步,乃至到了道德丧失的极大悲叹啊!在中国的台湾省,还有一些人竟然为了谋取自己党派一点点私利,竟然铁了心也要走上“台独”叛国之路,这真是走到了“唯利是图”,而不知羞耻的地步。这虽有点象早年鲁迅、林语堂等人所言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但细细再分析一下,鲁迅、林语堂等人所处社会的老百姓相当的贫困,而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再为吃穿烦恼,为何变得如此利己呢?大概这一切都是“钱与权”惹得祸,人们不但对“扶起跌倒老人”有点不知所措,从官员到普通百姓都自愿成为“拜金”社会风气呈上的“蚁民”、“臣民”和“辫民”。今天我们回眸缅怀辛亥先烈百年前用大义凛然的“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瞬间场景,先烈们为了拼打出了一个“剪辫”共和的新世界,他们在英勇就义之时,心中只横着“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的坚定信念,由于他们拥有那么一种浩气长存的大无畏英勇气概,所以他们不怕被砍脑壳,仍然坚贞不屈、勇于赴死。110年之后,当我们深深缅怀他们的时候,不仅仅只搞一个什么祭奠仪式,或者搞一个什么纪念论坛、研讨会什么的。更重要的是,百年辛亥的爱国主义浴血精神已经成为一面历史的明镜,它具有对今日中国国民道德状况进行剖析与评价的作用,而且就目前这种社会思想道德状况,也非得借用百年辛亥浴血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海峡两岸的“龙的传人们”,如何做到自尊、自勉、自强;如何做到爱国家,爱人民;如何做到舍小家,顾大家。由此百年辛亥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心中“共同理想”崇高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的精髓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三民主义”(注:民族、民权、民生)核心价值中都包含的“爱国、爱民”和“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社会和谐”等主要内容,犹如“血融于水”交融组合、不可分割的理想结晶与价值升华。这正如我们党的报告中所指出:“十四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所共存的核心价值,就是同一个“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

  (三)辛亥精神激励今日少年中国的伟大复兴

  回眸110多年前,华夏百姓痛感清帝国衰败老朽之际,已跨入20世纪新千年的1900年。当时,梁启超发表了一篇热情磅礴的题为《少年中国说》的传世檄文。那时候作为后来中共主要创始者的陈独秀刚满21岁,前一年因发表反清言论被其就读的书院开除学籍,正准备赴日留学,走出国门看一看世界。当时另一位中共的重要创始者李大钊才11岁,在河北乐亭私塾念书,而同年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只有7岁。然而就是那篇振聋发聩的檄文“少年中国说”的理想种子,激励了当时中国旧知识分子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行动。之后的辛亥革命,用无数先驱者的血肉筑成了一道中华民族“共和民生”新的长城。经过辛亥浴血洗礼的中国大地上,后来孕育出许多《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传播进步思想刊物的小绿草,这绿茵茵的小草不断地传递着“少年中国”逐渐成长壮大的信息。到了1919年7月1日,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的李大钊先生创立了“少年中国会”。该会创建的根本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先生在“少年中国会”筹建会上作了主题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的重要演讲,李大钊先生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向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今天让我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来重新细细品读李大钊先生在102年前写的这一小段文字,心中必然会有一种感悟、一种责任油然而生,无论是“三民主义”也好,还是“社会主义”也好,大家所追求的崇高理想都是为了一个“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海峡两岸的“龙的传人”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言:“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正是这个“结晶”感召和凝聚我们携手共同推进“振兴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工程的伟大建设,如今在缅怀辛亥百年之祭时,更激励着每一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来一起共同书写描绘好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少年中国”新千年光辉历史篇章。

编辑:仲晔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