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民:1.7%和6%,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来源:2021-02-10 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2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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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5年、15年的上海会是什么样子?

  1月30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公布。人们可以借此展望这座城市的发展前景。

  进博会、临港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改革开放的引领区、经济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如何理解中央赋予上海的这些战略任务?上海如何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在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公布之际,观察者网采访上海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先生,从短期的经济目标,到长远的主动开放、转型调整,再到国际体系的参与制定,一一作出阐述。

  以下为采访上篇。

  · 1.7%和6%,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观察者网:前不久上海公布2020年经济数据,GDP增长1.7%,各类数据基本都呈正增长,可以说来之不易,尤其是在全年内外复杂情势之下,您如何评价2020年经济状况,哪些是做得比较突出的,哪里存在不足或仍未完全复苏?有预测显示,2021年中国GDP在 7.5%-8.5%之间,甚至还有预测9%,上海将2021年目标定在 6%,是否有些保守?难度是什么,发力点会放在哪里?

  周汉民:2020年,我们说它极不平凡,其实不仅仅是新冠疫情,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来说,进入了一个从高增长到中增长的历史转折。从1978到2018这4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9.4%,世界唯一。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10.9万亿,到2019年99.1万亿,到2020年101.6万亿,这样的增长速度实属不易,但也需要全要素全方位投入。

  一个劳动密集型经济体,也是一个资源能源消耗极大的经济体,同时又是主要资源进口的经济体,因此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必须调整。2014-2015年党中央就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已经下行到7%的区间,一直持续至2017年,之后又开始进入6%的区间,2018年、19年基本稳在6的点位上。这说明中国经济的调整既是客观需要,更是长治久安的需要。

  国家如此,上海也是如此。其次才是新冠疫情的猛烈袭击,那是前所未有的。去年第一季度,国家经济增长-6.8%,也许人们可以用5万字来阐述原因,但我以为不需要。这个数字体现了我国是付出了巨大的救人代价,所以全国才能用一个半月时间阻断疫情传染,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实现本地病例首次清零,用三个半月时间赢得武汉和湖北两场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这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其救治和防疫力度、广度、深度、烈度前所未有。对中国经济而言,每年春节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扩大消费、争取盈利的重要时间节点,很多经济类别在这段时间的营收占了全年的1/4、甚至1/3。而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和蔓延。旅游、餐饮、文娱等行业去年春节的收入几乎清零,像餐饮市场损失1万个亿,整个春节长假期间的旅客高铁载运量是前年的20%,可以说遭受深度打击。

  同样的,上海去年第一季度是深度负增长,第二季度还是负增长,那时全国是正3.2,我们到了第三季度还没缓过来,而全国是正4.9,最后我们在第四季度达到正1.7,何其难能可贵。疫情发展到今天,上海的精准防控能力世界瞩目。撇开最近十几例本土病例,去年至今,上海输入型病例过千,这是上海承载了全国近40%的入境人数,真正是为国担责。综合诸多因素,所以上海GDP能到1.7,可圈可点。

  另外还有几个数据,非常希望观察者网能够关注。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城市,上海去年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双双正增长,外贸增长2.3%,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约6.1%。这两个数据非常了不得,说明这座城市的营商环境被持续看好,外资是长脚的,人往高处走,外资何尝不是?开放度持续扩大,表明营商环境还会不断改善。当然,也不得不说上海的经济仍处于艰巨的转型中,传统工业也受到风起云涌的新经济的直接挑战,像汽车工业、船舶制造等都是上海的大产业,在目前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回落,需要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展望2021年乃至未来15年,坦率说经济增长要不要提GDP指标,国内还颇有异议。最近马骏先生的意见是取消GDP,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应认真思考。马骏讲了很多道理,但最大的道理就是要留住改革和创新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久久为功。

  上海定出2021年经济增长为6%以上的目标,当然还有可能往上走,但我们不能把话说满。第一个原因是世界疫情的拐点根本没有到来,人们仍在猜测新冠疫苗会产生多大作用,暂且不说别的,就算一座城市所有居民打完新冠疫苗要花相当时间,上海有2400万常住人口、3000万实住人口,目前疫苗接种数还不到10%。那就说明这本身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们这次提出的战略目标凸显了两个词,一稳中求进,首先要稳下来,从1.7提到6以上,已经是非常有力度的增长了;对这座城市来说稳不是保守,稳是根本、是大局,所以要稳中求进。二是为改革开放留出新的空间,有许多经济领域的转型需要时间,预计还会有周折反复,乃至在某些领域的尝试还存在一定障碍或挫折。

  总体而言,过去这一年可圈可点,大家一定要明白的一点是,我们到9月份的经济增长率还是负的,此外要看到其他的几个重要数据透露的信息。2020年我们所有主要的经济数据中,只有一个数据是负的——财政收入-1.7,这跟国家宏观政策中的减税降费政策有关,是为企业纾困作出的努力。

  三是,我们一定要为未来发展留出空间,有时候事情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无法一下子就琢磨透,有些方面的趋势和规律也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要仔细观察思考。举个例子,上海的老龄化程度之深、人才引进制约因素之多,都不是一般城市所遇到的,所以很多事情不能比,体量不在一个层级上,解决方案也不能只是一个。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营商环境改善的问题,去年一年的体会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最近这一小波本土疫情的反复,更是让全国都吹了一波上海。新冠阴影下,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普通人就业都异常艰难,就前者而言分国内企业、外资企业,大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等,都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上海给了很多政策帮扶,您过去一年走访调研了很多企业,整个业界恢复状况如何?下一阶段,政府还会提供哪些针对性政策?

  周汉民:刚才谈到这一小波疫情中,全国对上海称赞有加,但我们要继续保持冷静。道理很简单,要踏着规律前行,上海现在所做的一切并非首次尝试,去年浦东那一小波疫情,我们只检测3万多人,因为只要精准溯源、市民配合、举措到位、坚持不懈,疫情就这么控制下来的。而这一波疫情正好发生在上海“两会”期间,这座城市要花多大的努力、要有怎样的雄心勇气来做这种事?

  我最近接受媒体采访,详细谈了一座城市该如何治理的问题,当时我发那篇文章是很冒险的,但给我这篇文章最大的佐证就是文章刊登当天,上海市长龚正在两会记者会上谈了三个特点,也正是我在文章中提到的观点,说明了我们大家对规律的认识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

  一座城市的治理,最重要的保障是有法可依。上海已经将市民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入法,这是十分必要的。城市治理不是躲猫猫,也不能有大的随意性,必须做到于法有据。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当下疫情常态化管理的情况下应该四方合力,创造出中国疫情防控的经验来。

  至于你谈到上海去年出台的振兴经济、纾困企业的政策,我觉得它的出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尽早。上海“28条”是2月8号出台的,那时候全国都在忙着搞疫情防控,而上海在众志成城抗疫的同时,已经考虑千方百计促发展了。第二,尽心。这就要求政策的针对性要强,我们是雪中送炭,先要明白谁在雪地里,而“谁在雪地里”也会随着时光的变迁而变迁。我记得2月6日民建上海市委就做了千人问卷调查,对象都是中小微企业,大家对新政有什么建议,我们收集之后紧急上报,后来上海“28条”中有16条和我们收集到的建议想法高度吻合。

  那么,今年要做的事情是在尽早、尽心的基础上,一定要做到平稳有序,有增有减,特别是平稳。我从去年大年初四开始调研第一家企业,到目前为止已经走了近100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称之为“上天入地、通江达海”。“上天”,上海三家航空公司我全去了,国企的上海东航,民企的吉祥、春秋,也去了管理机构上海机场集团,还到了防疫工作最艰难的浦东国际机场;“入地”,上海公交最主要的一条干线71路、还有申通地铁;“通江达海”,包括长江航运公司,还有中远海运。央企、国企、本土民企都去过,另外还包括纯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等等。走了这么多地方,我的体会很深,企业都是社会的细胞,细胞只要激活,人体是可以健康的。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能解决的小问题当场就帮人家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上海市委请求解决,这就是精准施策提供了参考。

  走了这么多企业后深刻理解企业的第一要务是求生存,这是基础。所以今年的政策一定要在求生存上稳住,首先是要平稳,政策不要大起大落。一直到去年底,我在调研的时候,很多企业就在问,全年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会不会突然取消,这对他们而言是最大隐忧。所以首先要稳住,分门别类,有增有减。这方面建议可多发挥“一网通办”的作用,去年上海的“一网通办”已经被列入联合国数字经济十大案例之一,但还要进一步探索通过数字化管理手段为政府提供更多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及时了解企业需求,分类施策,精准推送。

  第二,要扶上马送一程。有些企业在经济转型中消失,这是正常的,但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救活的,不能让它们暴毙在通往希望的路上。很简单,他们缺什么,只要是合理的,是力所能及的,我们就应该支持帮助。而且,扶上马以后要送一程,所以好的政策要有持续性。并且政策不在多,关键是落地落细落实落好。

  第三,有增有减。去年的政策中可以明显看到有些是救急的,那么该减了,但“减”也不要一刀切。举个例子,当时在复产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是生产性企业,但很多事业单位几乎无人顾及。我曾以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的名义开了三个座谈会,主要针对线上教育机构的复工复学问题。不调研不知道,上海的线上教育机构从业人员多达10万人,这个群体鲜少有人关注。所以我们连续写了三个报告,请求市委领导及时关注关心。因此,所谓有增有减,一定是对过往政策进行细致总结,如果行之有效,那就维持,如果可以终止,那就及时终止,但不能笼而统之,更不能大而化之。

  第四,经济复苏就如同一个病患复原,他还刚刚处于康复期,就不要给他压力加码,应该循序渐进,所以上海提6%的GDP增速是对的,相信上海的增长韧劲和耐力,无需人云亦云。

  经过这些调研以后,我感觉有两桩事情要有很好的判断。一,对国际国内宏观形势要有非常精准的把握。刚才谈到,新冠疫情冲击全球,除了及时精准抗疫之外,其他相关政策也要在反思和比较的基础上调整。在疫情蔓延一年后的今天:医务界有识之士认为,我们可以对疫情做出前瞻,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新冠病毒或将在较长时期内伴随人类。二,疫情防控最基本的几条其实是制胜法宝:对民众来说,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对政府防疫部门而言,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些中国抗疫的经验正在趋向成熟,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参照。因此对疫情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惊慌失措。

  今年的世界经济会有回暖趋势,全球重要经济机构都做出这一基本判断,甚至认为可以定位在4%或以上的增速。在这样的判断下,中国经济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高的多也不足为奇,过往许多时候,当别人是3%的时候,我们是6%或以上,这是客观现象,是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只要宏观形势把握准确,惊慌失措的事就会越来越少,去年初抗疫中的物资短缺情况基本消失了,这是一个质的转变。

  第二个考量就是政府政策,应当更加强调其及时性和有效性,而及时有效的前提就是要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全面的收集民意。我感觉在收集民意这方面,我们还要花大力气,“望闻问切”这四步,一步都不能少。我想,这不仅是上海,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政策调整一直是大事,要谋定后动。我们可以和扶贫做一个类比,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顺利完成,但相信中央扶贫的基本政策还要维持一段时间。抗疫的政策组合也是如此,会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时间段,要让企业真正地在康复中产生新的活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制度性开放需要试验,但试验后必须推广

  观察者网:您提到政策有增有减这一点,很有感,去年我们在关于经济复苏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一问题,当时大家比较担忧的是政策的退出时间。接下来,想请您聊聊上海发展的宏观问题。这两年国际国内形势尤其复杂多变,中央政府将不少重大战略任务托付给上海,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科创板、自贸区试验(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进博会,再到去年11月习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提出浦东要打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要成为经济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等等,这么多的艰巨任务,如何来理解其内在脉络与张力?同时也有一丝担忧的是,背负如此多高标准的政治经济任务时,会不会反而无法轻装上阵、有些束缚?

  周汉民:中国改革开放43年来,上海一直勇立潮头,这是责无旁贷的使命。1984年作为14个开放城市之一,上海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卫走上前锋的位置;1990年浦东新区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新区,到2018年雄安是第19个新区;还有2013年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自贸区落地之选,到2020年全国共有21个。2018年又赋予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2019年临港新片区规划落地,2020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始建设,同年11月12号,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赋予浦东承担国家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战略任务,这一系列战略任务一脉相承。

  就是上海承载国家改革开放急先锋的地位,是排头兵、先行者,还要争取成为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需要我们继续大胆试闯,大胆试,关键是自主改。老实说,这三句话用好了,就比别人站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去推进发展。以新区为例,从全国只有一个浦东新区,做到现在19个新区蓬勃发展,基本上是一个中国发展的前沿阵地。从上海一个自贸区,到去年又增加到21个,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这些都是上海先行先试的。

  至于说什么是上海发展的内在张力?我认为就是主动创造,领风气之先,然后是复制、推广、辐射。上海所做的一切,先要大而言之为国家,还要小而言之为自己,我们从中得到的多大发展,最后还是落到对上海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这个点上。

  什么是张力呢?这就是自主改革、主动开放。全中国自贸区的第一张负面清单是上海提出的,千万不要小看它,这才是如干柴烈火点燃遍全国21个自贸区的改革利器。2013年版本的负面清单,一共190项,到2020年全国版,只有30项,这个进步有多大?所以说自主改革、主动开放,落脚点在自主和主动上,上海从来不落人之后,这也是先机所在。

  回到刚才的问题上,外资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来?人才为什么纷至沓来地涌进?为什么上海许多工作岗位一岗难求?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始终站在潮头,引领潮流。就是我们中国的那句老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对于我们而言,创业和探索的艰苦、痛苦都有,但幸福也是肯定的。你只要把1990年上海的照片翻出来,你说那时候好还是今天好,这都不用说了。怎么做到的?一是,“杀出一条血路”。21年前,我任浦东新区首届政府副区长,分管外高桥、陆家嘴,还有社发局。我的领导就告诉我,我们浦东没有什么优势,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上海一步都没有偏离国家的航向。奋斗是上海人民最灿烂的底色。

  现在观察三个层面:一是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指的是赋能,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链接,讲的是交换。这座城市一定要率先实现五大自由: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我们现在就在等中央给浦东的新政何时发布,发布以后肯定非常震撼。今天我最大的理想是自贸区和新片区当下所做的所有努力,未来整个浦东都可以享受。那就是大家公认的可以和世界最高水平、最高标准相媲美的开放区;无论是叫自贸区还是自贸港,这都不是问题。

  这些战略任务绝对不会成为束缚,一定是动力。天降大任,舍我其谁,上海人民的觉悟是很高的。重大任务需要一步一步推进,是朝着一个方向奋勇挺进,还要有序推进。

  深感荣幸的是,这些重大事件中,我参与过一些。如审读自贸区第一份负面清单,我提了大概6-7个建议,其中一个建议被采纳了——负面清单要加上年号。大家不要小看括弧(2013年),我的意思是,第一,正式文件必有年号,这是规则;第二,有了这个年号,就是鼓舞我们要奋勇前行,不能裹足不前。到今天为止,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已经出到第七版。

  观察者网:您提到现在等中央给浦东的新政,今年上海“两会”和上海“十四五规划”中提到浦东这张“王牌”,中央寄语浦东要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这一点让人联想到深圳,去年10月习总书记出席深圳特区40周年大会,中央送出政策大礼包;2019年中央又赋予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任务。中央为沪深两地提出的两个不同定位,有什么区别和深意?下一阶段上海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方面需要突破的方向是什么?

  周汉民: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则之一是竞争。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人口的中国,绝不可能只有一个点先行先试,多点布局是合理的。中国从1980年设立特区至今,震撼世界的是什么?深圳40年GDP总量增长1万倍,深圳从渔村开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象征。今后,深圳做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示范区,它的成就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成功。

  示范区不仅仅示范经济建设,也示范社会治理;我们讲“师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示范同理。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0年后,浦东成为我国第一个新区,不叫特区叫新区。有区别吗?有,比如最典型的,深圳有独立的立法权,浦东没有。但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都为中国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浦东30年经济总量增长210倍,从1990年的60亿到2019年12700亿,2020年估计要到13500亿。“浦东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江泽民总书记的这两句话说的千真万确。

  现在党中央赋予浦东中国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职责,我个人感觉和示范区有微妙区别。示范区主要是做成功范例,可以给别人学习;引领区是要披荆斩棘,开出一条新路来。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上海未来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那么要循环和链接什么?前面提到的“五大自由”就是要素,一是市场要素要循环和链接;二是产能要循环和链接,上海安不下这么多工厂,但安得下“生产大脑”;三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要充分循环和链接,成熟度国际可比;四是最关键,也就是在规则和法治领域与国际先进理念链接。我过去呼吁了很多年,今天还要借观察者网来呼吁,2020年末RCEP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结束后,我们马上就要一一对标、具体落实,这就是引领。

  这么多规则要在全国整齐划一落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光是厘清消化成千上万页的协议和议定书就要耗费大量时间。但说难也不太难,这两个协议总结归纳一下就是强调“一公平四保护”,市场竞争环境公平、任何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这是谈判焦点,即“一公平”。“四保护”包括,一是保护投资者权益,为什么要把营商环境搞好?营商环境的核心是法治环境;为什么要加强法治?投资者来的放心。最近日本有一份最新的统计显示,日本在华企业想离开中国的占比只有2.5%。二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大家都应特别重视这一点,这次谈判焦点和核心之一就是劳动者权益保护,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个好的范例,要让在上海工作的人们有良好的发展潜力,生活期许和职业荣誉感。

  三是环境保护,中国提出了两个目标——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意味着过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要大改。四是知识产权保护,很多知识产权的侵犯是对法治的藐视和漠视所导致的,这件事必须要下决心去做。

  “引领者”说到底就是把中国已经承诺的国际义务先行落地,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这也是我最大的期望所在。

  观察者网:既然您提到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的问题,我想顺着问一下制度性开放的问题,在浦东30周年大会以及上海“十四五”规划中也都提到了。除了劳工权益、市场中立,再比如金融开放等,未来还会在哪些方面推动制度性开放的突破,并将此推广开来,难啃的骨头在哪里?在对标国际顶尖水平或创造性地为国际社会作出中国标准、上海标准时,应从哪方面着手?

  周汉民:从制度开放来说,第一,中国自身的法治不断健全,是制度开放的组成部分。从全国人大立法、政府行政规章,再到地方立法、行政规章,形成严整的框架体系。同时,中国对自身的国际义务的态度一贯明确,改革开放之初就很确立,我们参加的国际条约,除了保留条款之外,如和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以国际条约为准。像刚才提到的那些国际公约谈判,中国都没有保留条款。这是制度开放的法律基础。这就意味着,等到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批准后,中国一定会有一系列的法律“废改留立”的过程,上海同样需要如此。

  制度开放一定会包含金融领域的开放,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完全融入世界。人民币经常性项目的100%,资本项目的75%-80%左右都已经国际化,最后剩下几个最关键的领域。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是必须的,目前是在上海自贸区等地试验之后,再向全国推广。在贸易投资开放方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具备负面清单,金融领域的制度开放同样要有明确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有两个特性,一是可预见性,二是稳定性,国际社会既会接受也会满意。

  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70%左右,这是非常可观的。人民币是IMF一揽子货币之一,是世界五大主要储备货币之一,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这条道路要坚定走下去,不能也不会半途而废。

  现在金融制度开放的试验尽管在浦东,特别是自贸区内,但未来一定是在整个国家推开。金融不可能框在一个圈子里做事。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是按照我们的国际承诺,及时制定金融领域制度开放的负面清单,这会非常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的预见性和稳定性。

  去年以来,我走了许多金融机构,各种类型都有,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资本运作、资管企业等等,说实在,首先对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开放感到很十分震撼,中国的开放是真开放。其次对外资占比之小,还感到大有进一步开放的必要。

  我曾经提过一个大胆的建议,上海证交所首先要把外国公司上市列为开放举措之一。现在上交所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是海外企业。我们所说的中概股,指的是在美国交易所的中资企业,那在中国的交易所为何没有外概股呢?这是需要考虑的。

  再比如,交易所本身就可以成为上市公司,这是金融开放的又一举措,美国纽交所、香港证交所都是,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这么做。已经有30年历史的上交所,今年迈入第31年了,如果有更大的自身发展的举措,世界是会欣喜的。

  观察者网:除了金融开放备受世界瞩目之外,上海十四五规划中提到,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倍增。在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倡导自主研发创新,但我想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的“闭关锁国”,我们还是期待更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临港新片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望在哪些作出更多尝试与努力?

  周汉民:这里提到的三大产业,第一是基础性产业,第二是国计民生产业,第三是尖端产业,三个特性都有。就半导体而言,不仅是影响了华为手机,还涉及了其他各行各业的整体发展。数据是很精准的,2019年中国半导体进口的花费远远胜过石油的进口,而中国石油的国际依存度已是72。这个数字已经很不得了,那你可以想象半导体的依存度有多高,进口耗资有多大。

  以中国的现状而言,尤其是在强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的今天,这么高的依存度显然是有危险的。就像14亿中国人,主粮必须依靠自己,这是国策。事实也证明了,如果今天粮食像往年的猪肉价格这样波动,市场会出现混乱。所以,降低这三大产业的国际依存度是必要的,国内本身就有这样的需求。同时,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4年,期间对中国的极端打压、供应链断供,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再也不能在如此严重的保护主义和霸凌面前发展受阻,我们必须要突破。

  况且,我们具备突破的能力。以半导体为例,全中国的半壁江山,从研发到生产都在上海,上海就要承担为国突破的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是说我们自身的创新发展是摒弃海外的先进技术,恰恰相反,当以更开放的态度,让别人更多地参与和合作。这些领域的发展近悦远来,我们都欢迎,我们从来没有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

  我们如果不下这样的决心,就会在某些国家的讹诈面前止步不前。该有的必须要有,该主动的要主动;主动权、自主权、控制权,这三大领域的三权要掌握在手中,这就是我们的战略任务。但是这三大领域的攻关,绝非一蹴而就。以创新药物来讲,国际规律表明,一款新药大致投资要8000万到1亿美元,时长需要8-10年。

  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指出,事实和历史都证明,在今天的世界,想要断供中国已经绝无可能,最后倒下的不是我们的进口厂商,而是那些出口厂商;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没人要,因为大多数产品都是量身定制的。这是事实。最近,听说一些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厂商给拜登总统建议,要重新审议对华出口半导体材料的政策,因为他们也难以生存,这都是一个道理。

  在自主创新上,按照习总书记所言,要有历史耐心,但我们也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唯有开放才有未来,在这一点上万万不能有任何其他想法。